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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台灣家族百年歷史變遷

http://www.CRNTT.com   2013-10-03 09:57:00

鄭鴻生著：《尋找大範男孩》   　　這是一個宏闊的野心，當然他也有這個本錢，恰好擁有這樣能照見台灣百年滄桑的家族樣本。對如此與自己生命經驗密切相關的樣本做檢析，鄭鴻生先生首先是從家族照片入手，映現幾代人不同的道路，服飾的差異，最重要的還有語言交流方式的殊異。這些都是家庭內部最日常不過的細節了，卻正可呈現不斷轉進的台灣社會普通人的複雜處境與心理波動。而讓我讀之印象深刻的，是對家族內部語言與思辨關係的細節陳述：父親從小受日本殖民教育，思辨層面的語言基本須靠日語思維達成。而作者本人是受國府教育，說一口流利的台灣國語。當父子二人因一件牽涉到日本的國際事務而各持立場，又必須用國語爭辯時，父親那僅只夠做日常交流的閩南語，基本派不上用場。而他惟一的武器——日語，到兒子階段，已非必學語言。 　　同樣的交流障礙，也曾發生在深諳中華文化的祖父與從小就接受日語教育的父親之間。一個語言交流的困境，形象地傳達出祖孫三代的身份認同差異，以及他們因不同的時代際遇所造成的文化斷裂。 　　台灣受日本殖民統治，卻為什麼沒有濃烈的抗日情結？這是很多大陸觀眾，看許多台灣電影，比如《海角七號》、《多桑》之類，多多少少會產生的疑問。吳念真電影《多桑》中呈現一個礦工父親的形象，他甚至在電視的體育比賽轉播中也難掩他的“親日”傾向，被兒女指責為“漢奸”。就是講述台灣歷史中霧社事件的最抗日的電影《賽德克.巴萊》，那里面也些微表現了一些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迷茫。現在，應該說，通過鄭鴻生先生在自己的書中對父子論爭的回顧，對上代人這一陌生心路做了精確的辨析，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也讓我們對一些台灣人的歷史處境，有了理解的同情。 　　鄭鴻生先生的三本書，正像一些與他有過交往的大陸學界朋友所指出的那樣，既是自己的青春成長史、家族史，同時也是台灣六十年社會生態變化的樣本。它既可讀，同時又不可讀，這是因為，所有的事件與心路，他都不是如齊邦媛先生《巨流河》那樣做純然的個人化敘述。而是拿來作為樣本來檢視。思索是同時進行的，也隱然有結論。 　　三本書比起來，《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讀起來最順暢也最親切。這是因為，女性的生命奮鬥史，遠比男性的奮鬥與掙扎，與社會因素的交纏要少，另外還因為，這個1918年出生、2007年過世的台灣老人，即使放在兒子同樣具有社會學檢視意味的敘述中，仍然顯出少有的從容而徐緩的格調。讀她一生的軌跡，就像看一艘生活的小船，雖然也同樣在台灣幾十年的風雨浪濤中穿行，卻能繞過暗礁，最後安全地抵達港灣。作者多次提到，家族中的男性成員因為時代不同、所受教育背景不同而帶來的文化斷裂感與身份認同障礙，這在只有小學經歷的母親那里，卻並沒有產生。而她的一生，應該說也和日本密切相關，首先是為了生存，她自己選中日本的洋裁技藝加以學習，並且在摸索實踐中，掌握了日本服裝雜誌上那些專用的日語技術詞匯。之後她赴日學藝，轉而回台辦班授藝。但即便如此，她從“不曾有過任何日本人的身份意識”。並且她還記得，小時候，被日本人稱為“清奴”的屈辱感。 　　鄭鴻生在《尋找大範男孩》中，數度感慨台灣缺少大範男孩（大範大體指大氣、有擔當之意），但以母親為首的台灣女性卻可以無論社會怎麼變遷，都能尋找自己的生存之道，並且很好地擔當起一個家庭護持的作用。一位母親究竟怎樣能在日式洋裁手藝與自己的身份認同之間達成她的平衡，在這里並不能一言以蔽之。但無疑，這也是一份重要的社會學樣本，讓人思考在一般人看來已很難彌合的文化斷裂，是否還有另一種可能。 　　大陸社會正處於轉型中，無論從微博中，還是人們的言語中，都流露出想在發展中借鑒一份台灣經驗的願望。但看鄭鴻生先生回溯台灣歷史，並不太能想到台灣經驗這四個字，書中始終貫穿著寶貴的問題意識，其努力的根本，不是突顯問題的殊異與不可解，而是如陳光興先生所評價：“鄭鴻生有意識地去承擔一個極其艱巨的任務：如何縫合世代之間、省籍之間、兩岸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通過歷史化的過程，開始找尋和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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