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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道隆：中國再造強勢中央

http://www.CRNTT.com   2013-11-21 09:51:13

從東亞地區和平轉型的經驗來看，強人政治首先完成的是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民眾生活的改善，隨後再由強人推動政治上的變革。以台灣經驗為例，蔣氏父子先後將台灣建設成一個中產階級社會，然後在蔣經國晚年和李登輝主政的強勢時代，推動了政治上的變化。和平的突破性改革，在缺乏強人的條件下很難產生。中國大陸在強人時代，政治改革的嘗試遭遇了巨大的挫折，隨著強人時代的落幕，呼籲強人推動改革的歷史機遇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要再有大的改革動作，強勢中央的回歸和重塑是最為可行的道路。 　　許多人擔心新的強勢中央會不受控制和制約，從而成為改革本身的阻力。事實上，強勢中央只能是強勢中央，即便現在的最高領導人身兼兩個超級機構的第一把手，也無法回到強人中央的時代。這是由中共領導人權威的遞減規律決定的，也是由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階段決定的。韋伯將統治者的權威分成三個類型，即魅力型、傳統型和法理型。很顯然，中共當下領導人的權威只能來源於法理型。黨內和國內對最高領導層的支持，源於領導人採取的符合民心的舉措。需要兩個超級機構來保證權力和權威，也恰恰說明了最高領導人已經缺乏政治強人之前的那種力量，鄧小平可以以普通黨員的身份，發動改變中國的“南巡”，當下的領導人卻必須借助制度性、程序性的方式來賦予自己權威。 中央－地方關係再重構 　　在《決定》全文中，除了涉及財稅等傳統的中央－地方關係的部分之外，事實上對央地關係有著更大意義上的調整。 　　第一，中央搭台、地方唱戲。與原先預期的不同，《決定》有許多更為細致的措施，有些措施在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和之後，已經部分在地方逐步試行了。《決定》指出，探索“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就已經在今年10月份於北京和江蘇率先改革試點；11月12日，就在三中全會結束當天，四川省宣布將選擇個別條件成熟的人口大縣，探索開展省直接管理縣行政體制改革試點，這與《決定》中的“有條件的地方探索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體制改革”相一致。同一天，安徽宣布將進行農村土地流轉試點，這也與《決定》相符；而之前早已沸沸揚揚的上海自貿區，則更是《決定》有關自貿區措施的一次大演練。中央正向改革開放初期的“地方試點＋總結提升＋全國推廣”模式回歸。 　　改革開放以來，重大的改革措施首先都由地方發起，隨後因良好的改革效果而得到中央領導人的支持，最後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在全國推廣；強人政治下，最高領導人向地方提供改革的保護，例如經濟特區等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近年來，地方上的改革都在靜悄悄進行，許多成功的改革也不敢見報，地方改革成為了“槍打出頭鳥”的地方。中央如果不對地方改革進行授權和保護，地方改革的成果就難以上升為國家經驗，並推動新一輪的全國性改革。以上所說的回歸，在李克強與上海市領導人“要政策還是要改革”的對話中，就表現得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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