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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晉：“保守治疆”今難堪用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09:31:18

二、宗教信仰政策保守。  　　“從前服官甘肅，習知回教底蘊”的楊增新，充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基礎上，對宗教信仰採取了“積極維持現狀”的政策，主要表現為：  　　1、只允許教民到官方認定的清真寺裡信奉正宗伊斯蘭教，而嚴禁“另立教派、私立門戶”， 堅決清除“私立道堂、在家聚徒念經”。楊增新諭令阿訇：“阿洪為傳教之人，禮拜寺為念經之地，所教之經，以謨罕默德天經為正宗，自昔至今，由來已久，人民亦各相安，從未有私開道堂秘密傳經之事。”  　　2、不准建新、也不准翻修清真寺。他認為，“各屬城鄉禮拜寺甚多，回纏（對新疆地區信仰伊斯蘭教居民的舊稱）人民自應入寺禮拜誦經，何得格外複立道堂？即考之回教經典，亦無此項名目”。因此，指令各縣知事查封新建之道堂，並將其拍賣，所得錢款歸捐建者。  　　3、承認上層宗教人士的世襲的特權。“查纏民篤信宗教，尊重阿洪，為牢不可破之習慣”。公眾場合，楊增新座位兩邊必定是阿訇，以此通過對宗教人士的尊重，烘托對宗教信仰的尊重。與此同時，楊增新對阿訇有兩個絕對不允許：絕對不允許阿訇跨地區傳經布道，此舉從源頭避免在新疆出現像伊朗霍梅尼那樣一呼百應的宗教領袖；絕對不允許阿訇私自接觸外國人。  　　在楊增新的保守宗教政策下，宗教基本上發揮“曉勸回民（泛指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人），遵奉天經，各安本分” 作用。  　 三、經濟政策保守。  　　從北洋軍閥、到民國再到新中國，中國的官吏普遍有新建大項目、大工程來標榜現代化的強烈衝動。楊增新是罕見的例外，他認為官方投資的大工業工程近於壟斷且易造成虧損，於民生無益。其主政時期，不僅沒有發展任何一個大工業工程，反而將虧損的官辦企業租賃給個人經營。這種不與民爭利的經濟政策，在客觀上產生了讓利於民的效果。楊增新時期，新疆的民營輕工業得到了很到的發展，出現了出口創匯企業。如阿圖什的穆薩巴尤夫家族皮革廠的產品成功行銷歐洲市場。  　　楊增新唯一革新的方面就是吏治。楊增新是新疆近代歷史上，唯一一個即沒有啟用其老鄉和門生故吏、也沒有讓自己的親屬插足新疆事物的新疆主政者。因為楊增新自己清廉公正，所以他能夠以國家分裂的後果來警示新疆官員：“念西藏以自治，非獨藏人之罪也，我漢官之不肖，迫西藏以自治，而後英人得而乘之也。” 同樣，因為楊增新自身的清廉，其開創了“民告官”的“郵禀”舉報制。回纏百姓控告官員，只需貼上郵票寄來，無需躬遞。凡官員遭舉報，輕則立即查辦，重則先撤後查，倘若查無實據，不追究控告者責任。  　　與此同時，在大幅度削減官員數量後，楊增新推行“高薪養廉”制度。雖然新疆官僚的薪酬是內地同級官僚的數倍（也有資料稱是內地的十倍），但是由於新疆官員數量被大幅削減，整體並沒有增加財政支出負擔。楊增新曾經自豪的講“十年以來，從未加賦稅，從未借債，人民負擔尚輕”。  　　誠然，楊增新治疆並非無懈可擊，“從思想到行動的全面保守主義策略”治理新疆，聽上去沒有“開明治疆”時髦。大陸史學界對楊增新的評價，也基本上停留在《大公報》在楊增新遇刺身亡後的評論上，重複地給楊貼上“保守落後分子”的標簽 。 但是，楊增新治疆模式，在即不需要中央財政支持，也無需武裝力量維持的情況下，實現了“17年來，新疆各族人民相安無事，沒有鬧過亂子”。這種即不需要“胡蘿蔔”、也不需要“大棒”而實現新疆穩定的“保守主義”治疆，不正是新疆實現長治久安需要的政府治理模式嗎？  　　作者是中國旅美學者 曾任職中科院新疆生態與地理研究所　（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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