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

汪輝：當代中國歷史巨變中的台灣問題

http://www.CRNTT.com   2015-02-01 09:34:19

經過內戰、民族戰爭和漫長的革命，中國的社會動員所達到的深度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也是帝國歷史上從沒發生過的。但這個進程沒有結束，認同危機也並未過去。以清朝為例，第一代遺民還在，反抗此起彼伏;第二代遺民已經入仕了，反抗逐漸消歇;到第三代，不但認同問題大致解決，周邊王朝也承認其作為中國王朝的合法地位了。也就是說，三代過後就是中國了。共產主義革命在創造新認同方面的成就確實驚人，但它不持久的狀況也是明擺著的。在有些少數民族地區，70歲以上的老一代人認同中國，對現狀擔憂;50歲上下的中年一代人牢騷滿腹，大體上承認歷史，但要求改變現狀;第三代人，也就是20-30歲的一代，不但趨向於宗教認同，而且有些傾向於暴力。台灣的分離傾向上升為巨大的政治潮流其實也是在1989-1991年的巨變之後，情況不同，但氛圍是相互交叉的。 　　討論兩岸問題，離開新的政治論述是不可能的，僅僅靠著回到保守主義的文化政治也是不可能的。20世紀提供了促進兩岸統一的最為深厚的政治傳統，一種超越兩黨政治的認同政治也恰恰是在兩黨帶動的政治鬥爭中形成的，但這個模式已經難以重複。有人換一種想法，認為只要認同共同祖先就可以了，似乎認同只是尋找共同性，而不需要博弈和鬥爭，這如果不是天真，便是太簡單化了。中國政治保守派的誤區，就是以為只要還談中國文化就可以，但他們不了解政治上“統派”的消失的含義是什麼。在台灣問題上，在統一問題上，今天最困難也最重要的挑戰就是如何重新讓“中國”變成一個政治範疇，而現在中國什麼都有，就缺這個東西。有人會說：地理、人口和主權，這還不夠嗎?中國已經是一個歷史文明，為什麼還必須是一個政治範疇?我們看歐洲統一的進展與曲折，或許就可以找到一點啟發。十多年前，《讀書》雜誌就曾發表過哈貝馬斯和格林等人有關歐盟憲法問題的討論，除了究竟是憲法還是憲法草案或憲法協議等程序性問題之外，他們共同確認的是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國家和民主等政治價值。這些政治價值不僅代表著歐洲的歷史傳統，而且也是針對新自由主義浪潮而產生的、立足於歐洲現代傳統的政治論述。在這些政治論述強而有力之時，歐洲統一的進程就比較順利，相反，伴隨歐洲國家向新自由主義政策傾斜，社會民主體制面臨危機之時，歐洲統一就面臨危機和分離的局面。我並不是說我們需要搬用歐洲的價值，而是借此說明：沒有有力的政治論述，內部搞不好，外部也搞不定，不知道誰是敵人，也不知道誰是朋友，不知道該去聯合誰、依賴誰、反對誰，最後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離心力的產生就是必然的。這一切就是政治危機的症結。 　　新的文化政治需要創造新的“我們”。這個“我們”並不限於台灣的“統派”，而是在兩岸互動中產生的超越上述僵化邊界的新格局、新力量。兩岸的政治談判本身可以為深化交流提供機會和空間，但能夠促進這一政治談判的，恰恰是逐漸形成的新的社會態勢和社會力量。兩岸關係中還有一個明顯的不對稱，一邊轟轟烈烈，而另一邊卻如隔岸觀火，這不但造成了一種輿論上的不對稱，而且也阻止了兩岸之間的公共空間的形成，而這種公共空間是社會團結的基礎。因為兩岸關係和中國大陸問題是台灣社會的中心問題之一，無論了解多少，是否真實和全面，台灣對於大陸的意識帶有全民動員的特征。相較之下，台灣問題，連同香港、西藏、新疆等等區域性問題，在中國大陸的社會心態和媒體環境中，始終處於邊緣位置。如果說“台獨”、“獨台”是政治動員的產物，那麼，大陸社會對於台灣的政治變遷卻缺乏敏感，更不要說政治動員了。在公共輿論中，台灣只是作為台灣問題而存在;只有台灣問題專家才去討論台灣問題。在中國歷史、中國文學和其他領域，除了港台專業的學者，似乎是無須討論台灣問題的。這不是認識論上的“獨台”是什麼?知識壁壘早已產生了。因此，雖然大陸社會反對台獨，但在若干方面已經默認了“獨台”的構造——我說的默認不是政治上的承認，而是基於知識和記憶的政治無意識。“統派”在台灣的式微與上述不對稱其實是相互呼應的。這種輿論上的不對稱意味著真正的政治交流的匱乏，勢必導致政治幻覺。 　　輿論上的不對稱反映著另一個更深刻的問題，這就是高度的政治動員與極度匱乏社會政治動員的對比。台灣有政治動員，香港有政治動員，新疆存在著潛在的政治動員，西藏也同樣孕育著某種政治動員，這些動員回應著不同的社會政治議題，但又常常與較為凝固的身份政治糾纏在一起。這是政治動員中的去政治化要素。因此，至少在分析的層面，我們需要對政治動員的不同要素進行分析，並動態地觀察，所謂一分為二，就是說明矛盾的構成及其轉化，而不是將族群身份、宗教信仰、政治分立設定為凝固的尺度，並作為政治動員的籌碼。中國大陸的總體社會政治氛圍是以穩定為中心的，政治動員的狀態不同於這些區域。很難一般地去褒貶這些不同的狀態，我們可以說“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不同的形式支撐著這種不對稱：一種以族群的、宗教的身份政治替換更為深刻的社會問題，另一種以取消政治辯論和社會動員換取穩定。 　　兩岸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就像香港、西藏、新疆發生的問題一樣，並不只是所謂周邊問題。台灣問題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問題，有自己的歷史脈絡，尤其是有完整的政治結構，但我們不能不追問：發生在大致相同的時期內的某種分離性的趨勢難道沒有相關性嗎?除了全球化和亞洲區域的變遷外，中國自身的變遷也是產生這些趨勢的動因。不久之前，大陸遊客與香港居民的矛盾激發起那麼多的口水和情緒，從某個意義上說不是壞事，把內地和香港的毛病和矛盾都展示出來，而不只是將這些問題都遮蔽在“一國兩制”的套話之下，促進思考香港問題的症結所在。然而，如果這樣的相互介入只是停留在口水戰的層面，政治熱情會逐漸消失的。同樣，我們看有多少人真正關心中國的民族問題?如果不是出現幾次暴力恐怖事件，沒多少人關心新疆問題;藏區的自焚事件，起初有些報道，此後就消歇了，也沒什麼觸動。相比之下，北京、上海或沿海地區，一點小事網上就吵成一片;但一談到新疆、西藏問題似乎就是新聞中報道的那些燒車、殺人或“暴恐”了。這個心態到底是怎麼來的?如果沒有對於這些危機的深刻分析，如果沒有對於這些衝突的嚴重性的充分認識，我們對“中國”就沒有真正的理解，也談不上重建作為政治範疇的“中國”。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第5頁 第6頁 第7頁 第8頁 第9頁 第1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