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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亞投行與“邊緣—中心”戰略 | |
http://www.CRNTT.com 2015-03-23 09:28:51 |
總的來說,中國是現有國際體系的受益者,但北京對諸多方面也有不滿之處,這特別體現在對國際經濟的治理和有關金融機構的話語權上。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急速膨脹,北京須要謀取相應的治理權力。幾大國際金融組織雖然在表決權上也做了一些調整和改革,但遠未能滿足北京和其他新興國家的要求。尤其是在最重要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治理權方面,華府一直拒絕放棄其一票否決的特權,對中國增加的份額也有限。而北京看重的另兩個金融機構——世行和亞行,其行長人選也一直由美日霸占(IMF則長期由歐洲人出任)。 所謂撼山易,撼既得利益難,北京明白,要直接從內部打開這幾大機構缺口,讓發達國家讓出其不合理的既得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中國現階段既無必要也無能力,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發起挑戰。因此,可採取的方式是另外組建由北京主導的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這並非是另起爐灶,而是和現有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形成互補關係。因為國際金融市場遠遠滿足不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融資需求。儘管如此,對現有的國際多邊金融組織,尤其是對地區多邊開發機構來說,也會構成一種競爭關係,產生擠壓效應。由此導致的客觀結果就是,如果不向中方等新興國家開放更大的話語權,目前的國際多邊開發機構,很可能就會失去更多市場乃至主導地位,從而對現有既得利益者也非好事。 北京的這種策略可稱之為“邊緣—中心”戰略,它來自對中國改革經驗的啟迪。中國改革就是從邊緣(邊疆)入手,放開對非公經濟的控制,開放四個沿海經濟區,先發展增量,培植和厚固邊緣利益,再在時機成熟時,由邊緣向中心挺進,倒逼存量進行改革。所以學界也把中國改革稱為增量改革。北京謀求國際經濟治理權,實際採取的就是這個策略。亞投行先試水,若國際社會適應了亞投行的角色,北京再牽頭組建其他多邊開發金融機構,國際金融體系就會朝有利於中方的態勢演變。面對盟友倒戈加入亞投行的態勢,華府就會敦促國會通過IMF的治理機制改革方案。該方案的一個核心點就是大幅度提高中國等新興國家的投票權重。 作者是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來源:聯合早報2015年03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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