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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入籃”是中國金融外交二次告捷

http://www.CRNTT.com   2015-12-13 08:05:14

從1986年1月1日起，IMF執行董事會決定以5年為一個周期對SDR貨幣籃子定值進行評估，評估內容主要為決定SDR貨幣籃中的幣種及各幣種在貨幣籃中所占的權重。按照這一制度慣例，2015年IMF對SDR進行新的評估，11月13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個由技術專家領銜的工作組在經過了數個月的評估之後，決定贊成將人民幣納入特幣提款權（SDR）的貨幣籃子，IMF總裁拉加德和美國財政部先後表態支持工作組的建議。這意味著人民幣作為第五種貨幣被納入SDR已經塵埃落定，一切只等11月30日IMF理事會例行公事般的最終批准。 　　儘管IMF作出了一個適應世界經濟變遷的正確決定，但這一決定充滿了大國之間的政治博弈，遠不是由技術專家決定的。根據IMF的規定，一國貨幣能否進入貨幣籃子的判斷標準有兩個：該貨幣是否為被廣泛使用的貨幣，以及該貨幣是否被“自由”使用的貨幣。所謂廣泛使用主要是指該種貨幣的使用量，可以通過經濟規模和貿易量來進行衡量。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占全球生產總值的比重達12.4%；中國也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占全世界貿易量的12.2%。因此，從使用的廣泛性來說，以商品勞務出口總額的標準看，人民幣完全達到了加入SDR貨幣籃子的標準。 　　所謂“自由使用”包括兩層含義：其一是該貨幣在國際收支中自由使用；其二是該貨幣在外匯市場上自由交易。這條規定也是部分國家阻止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制度障礙。在經常項目上，人民幣早在1997年就已實現了自由兌換，2009年開始，人民幣已經逐漸被自由用於貿易和投資結算；然而在資本項目方面，人民幣的自由兌換還存在一些限制，這成為人民幣加入SDR的主要障礙。IMF副總裁筱原尚之就曾經在2011年2月表示人民幣不符合自由使用標準而拒絕人民幣加入貨幣籃子。 　　但事實上，IMF對於貨幣的“自由使用”並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當年日元加入SDR之時，其自由使用程度還不如當前的人民幣。因此，關於人民幣進入SDR的討論，便超越了一般性的技術判定，而成為被技術問題遮掩下的大國之間的政治和外交角力。 　　為此，在2015年，中國積極投入資源，展開了繼亞投行外交之後的金融外交“第二戰”。首先，中國積極爭取IMF的支持，並得到了拉加德總裁的多次表示積極表態。為提高IMF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能力，IMF非常需要得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支持，並敢於與美國表達不同意見。IMF對人民幣的公開支持，不僅在關鍵時刻對人民幣投下一大信心票，而且也使反對者顯得不夠理直氣壯。 　　而歐洲國家也是中國金融外交的重要對象。英國正努力為倫敦爭取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的地位，在力挺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方面一直爭當排頭兵。而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後，歐元區國家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特權地位表示不滿，力圖改變當下美元獨大的單一貨幣體系，人民幣的國際化為歐洲“去美元化”提供了新的貨幣選擇。因此，歐洲老牌國家的支持，也成為人民幣納入SDR的重要政治基礎。 　　相比之下，美國和日本雖然沒有公開表示反對，但態度卻並不積極。無獨有偶，在亞投行的組建過程中，主要的障礙也是這兩個國家。美國暗地裡認為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的問題會觸及到世界貨幣體系和權力的核心，極有可能對美元的主導地位構成潛在挑戰。而日本的反對則是因為它與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矛盾使得其不願意看到中國在任何領域中國際地位的上升。 　　2015年9月，習近平對美國成功的國事訪問促使了美國立場的重大轉變，在兩國公布的成果清單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美國支持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包括首度表態支持人民幣納入SDR。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美國一再拒絕國際金融治理結構的改革，已經使美國成為孤家寡人。美國認識到，如果再不改弦易轍，有可能重蹈亞投行博弈中“盟友背叛”的覆轍。 　　除了“點穴式”的金融外交努力，中國還進行了多方面“小步快走”式的金融改革，包括進一步放寬對資本項目的管制，提高利率和匯率形成的市場化水平，以盡可能為人民幣加入SDR掃清技術障礙。正是國內金融改革和國際金融外交最終共同將人民幣送進了SDR。 　　三、“入籃”助推人民幣崛起 　　文章認為，從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角度來說，人民幣“入籃”有助於國際貨幣體系的完善。SDR要想發揮更大的國際貨幣職能更是離不開人民幣的加入。2014年12月底，人民幣上升為第五大全球支付貨幣，人民幣在跨國貿易和外匯交易中的使用持續上升。人民幣進入SDR貨幣籃子，有利於提升新興市場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的代表性，增加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促進SDR能夠得到更多國家的認可，特別是得到中國的鼎力支持，從而有助於其向超主權儲備貨幣方向發展。 　　此外，人民幣加入貨幣籃子也可以進一步平衡其他四種貨幣匯率波動的風險，提高SDR的穩定性，減少SDR的匯率波動程度，從而更加有助於其發揮匯率標準的職能。同時，在當今美國霸權壟斷國際貨幣、金融格局的局面下，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可以緩解少數主權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帶來的難題，人民幣分散國際金融與投資市場風險的功能作用將持續增強，有助於促進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朝著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發展。 　　對中國自身而言，人民幣納入SDR是2009年中國拉開人民幣國際化大幕以來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對於中國的貨幣崛起既具有政治上的象徵性作用，也具有技術上的實質性幫助。在政治上，人民幣成為SDR的籃子貨幣，這意味著人民幣已經被IMF和國際社會認可為是繼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之後的第五大貨幣，這種官方認可對於貨幣地位的崛起非常重要，當年美元也是通過布雷頓森林會議所提供的官方認可實現霸權地位的“黃袍加身”。中國真正因此成為貨幣強國俱樂部中的一員，包括人民幣在內的SDR的五大貨幣發行國將共同構成今後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常任理事國”，這將大大提升中國在國際貨幣舞台上的話語權。 　　此外，成為SDR籃子貨幣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也具有相當大的實質性意義。人民幣被納入SDR貨幣籃子，就意味著所有IMF成員國的央行都將通過其SDR份額自動獲得人民幣，有助於人民幣連同SDR一起發揮官方的國際貨幣職能。不僅如此，IMF給人民幣進行了一個很好的信用評級，相當於給人民幣發了一張“市場通行證”，它還有助於提升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從而帶動各國央行以及很多機構投資者參考SDR的籃子構成來進行資產配置，從而強化人民幣的儲備貨幣地位。 　　不僅如此，人民幣納入SDR對於中國的金融開放和金融改革能形成一種只能向前不能向後的“鎖定效應”，從而有效抵抗既得利益集團對於金融開放的反對力量。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正如加入WTO並不必然保證中國成為貿易大國一樣--中國的貿易崛起從根本上還取決於中國利用了入世的契機成功地發揮了自身的比較優勢；人民幣加入SDR並不必然保證人民幣國際化的成功，人民幣最終需要接受市場的檢驗，而這取決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前景、政治穩定程度、金融市場的發展和貨幣政策的可信性等多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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