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市台灣學會副秘書長楊仁飛（中評社 束沐攝）
中評社北京12月25日電(作者 楊仁飛)回歸是一趟回家路：澳門回歸經驗對未來台灣問題解決的啟示
摘要：25年前，澳門回歸是舉國歡慶的大事。作為親力者之一，從這一事件中領悟出澳門回歸是一趟回家的路。作為澳門史研究者之一，透過史料的閱讀、理解，對澳門一些名人的採訪、記錄，以及親歷澳門回歸前的短暫時光，強烈感受到澳門中國人對回歸是發自內心的期盼。港澳回歸，是一條回家的團圓之路，期許台灣早日回到祖國的大家庭裡。
一、我與澳門的一段緣
1988年夏天，剛從山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的我，選擇了距澳門最近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港澳史研究室工作，當時南下清晰的目標就是將於年底或第二年春開始澳門研學之旅。目的很明確，為了研究香港與澳門，為了迎接香港澳門回歸而開啟的國家級研究課題《澳門史》《香港史》研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室特別招了三名年輕的碩士，一個準備派去香港，兩個準備去澳門。也許是那一個不經意的選擇，也許正是因為港澳情況的差異性，我個人順利赴澳門學習、研究，依托的平台是澳門最大的中文媒體——《澳門日報》，而我的兩位位同事卻始終沒有長時間去香港學習、工作一段時間。期間大陸派去澳門甚至去葡萄牙學習葡語的年青人不少，有北京的學子，也有中山大學的年輕研究人員，他們不少人成為回歸後“一國兩制”的研究與治理人才。
那個時候，金應熙、鄧開頌等教授認為，要研究澳門、香港，必須熟悉那裡的民眾、社會、歷史與文化，而媒體是非常好的平台。幸好，澳門日報的幾位老總李成俊、李鵬翥、陳樹榮先生對澳門史也很有興趣，著力很深，也很支持我們去澳門學習、工作。
《澳門日報》，創辦於新中國成立以後，是得到中央支持的愛國愛澳中文媒體。在此之前澳門《大眾報》、《華僑報》創辦時間要比《澳門日報》來得早，但到20世紀80年代末，澳門日報經過不懈努力已經成為澳門最大中文媒體。1988年，其全部員工有180多人，出版20－30張紙，多元經營，擁有一家出版社與書店，從事貿易服務，參與澳門百萬公益行與報導。在珠海與廣州設立辦事處。與其他一些媒體不同，《澳門日報》很早走上一條自負盈虧的媒體運營之道，是全球第一家啟用北大方正彩色激光照排系統的港澳媒體。在澳門回歸的過渡期，負責《澳門日報》的社長是李成俊、總編輯是李鵬翥等。現任董事長為陸波，是我在《澳門日報》工作時的年輕有活力的採訪課副主任。
因此，我與澳門結緣。但因研究側重點不同，我對香港情況的瞭解遠不如對澳門的瞭解，畢竟在《澳門日報》期間，恰遇中英與中葡談判之後兩地進入回歸過渡期的重要時期，個人有幸參與澳門基本法起草媒體宣傳及後來迎接澳門回歸的部分媒體報導，與澳門同胞一道見證澳門回歸過程，對澳門為何能平穩回歸，在回歸後成功實踐一國兩制有更直觀的認識。
鑒於在澳門工作的經驗，鑒於曾經系統研究粵港澳關係史，鑒於過去十多年從事台灣問題研究的一些學術經歷，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談澳門如何做好過渡期的一些學術觀察，也行會對未來台灣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益的參考。
二、港澳歷史地位、定位的視角：港澳回歸期是中英中葡談判的結果，是黨與政府積極外交的成果
港澳順利回歸，是祖國強盛的結果，當然鄧小平同志提出點主權不可談判的立場，決定了港澳回歸的大政方針，一國兩制、過渡期都是重大戰略安排，也是外交努力的結果。對於被兩個殖民帝國強占、掠奪了150年以上的兩個城市，祖國的強大、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及外交努力，每一項不可可缺，綜合因素促成了港澳問題的歷史性解決。一是解決港澳不是殖民地問題，但葡國與英國對澳門、香港以侵占、掠奪方式對這兩個地區進行了殖民統治，這是對港澳問題的定性。中國政府自1997年與1999年恢復對港澳行使主權，所以有“回歸”這一詞，而不是“殖民地解放或獨立”這樣的名詞。二是決定回歸的時間，香港為1997年7月1日，澳門為1999年12月20日。三是回歸時間問題。鄧小平同志斬釘截鐵對當時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說，主權不容談判，本世紀末中國將收回港澳。
至於外交談判聯合聲明文本，對澳門來說，前面有香港的經驗，加上葡萄牙政府與英國政府在處理中葡關係及對收回澳門態度有一些區別，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期相對平穩，沒有出現香港早期的移民恐慌潮。
1987年的《中葡聯合聲明》除了正文外，還有兩個附件，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澳門基本政策的具體說明，二是關於過渡期的安排（包括設立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關於中葡土地小組。澳門回歸過渡期自1988年1月15日開始（中葡聯合聲明換文）。
三、澳門過渡期中央政府著手處理的幾件事
1、制著手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北大等憲法專家成為澳門基本法籌備委員會的成員。香港基本法起草在前，澳門基本法起草在後，香港基本法給澳門許多借鑒，但兩部基本法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在起草過程中，對於“兩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應該有哪些內容，保持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指什麼，當時澳門社會討論非常深入。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在起草基本法的時候都預想到了，即中央在港澳得有效、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明確了基本法制定公布後，一些原則需要細化、落地，如香港基本法23條實施細則問題。澳門很順利地推進了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相信有關國家安全的內容，以後在台灣問題解決方案中一定會有更周全的安排，且必須事先解決，尤其是有關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的重大問題，不應、不能交給特區政府來具體立法推進。
2、部署澳門駐軍事宜：與香港相比，澳門民眾對駐軍是積極響應與歡迎的，甚至是主動提出由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府給中國人民解放軍以財政支持。當然國家不需要澳門來承擔這一部分費用。
3、首任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立法會主席、高等法院院長及檢察長等重要行政政治理團隊選舉準備工作；
4、為澳門回歸作其他各種準備，如發鈔權、土地批發期限、財政收入、回歸儀式等等。
四、回歸前澳門中國人關切的主要問題
1、加快落實選出澳門基本法起草籌備委員會、起草委員會名單。經過醞釀、協商與選舉，產生了除了代表內地的法律專家與中央委員外的澳門委員，包括了何鴻燊、林家駿等各界委員，體現了澳門基本法籌備與起草委員名單更能反映澳門各界的心聲。之後是開始緊鑼密鼓的澳門基本法起草過程。由於1999年前澳門尚未回歸，大多數小組及大會的會議是在澳門舉行的，許多澳門委員有工作在身，會議、討論大多是在晚間七、八點以後進行。起草過程中，重大問題大多被委員表達出來，進行了廣泛的社會討論，包括內地《新華社》、《中新社》、《澳門日報》等媒體的報導，澳門民眾對基本法的內容提出了許多寶貴建議，因而形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所沒有的個別表述內容，體現了澳門特色，因地制宜。除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這宏觀概念外，討論的內容涉及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如港澳回歸後這兩地的出口紡織品配額能不能保持，港澳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如何維持，港澳主教與梵蒂岡羅馬教廷的關係能不能繼續，特區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選舉辦法、澳門社團的作用、土生葡人去留與利益問題等，雖有個別人提出不合理的關切與意見，但是經過多次討論，逐條研究，在北京憲法專家等共同把關下，最終完成澳門基本法起草，報全國人大常務會批准通過。
2、澳門各利益團體集中關注的主要問題：澳門娛樂博彩業的一枝獨大，回歸後賭牌如何發放、稅率制定，財政收入如何維持澳門繁榮穩定，澳門經濟如何多元化；澳門人的國籍問題，難點是澳門土生葡人的國籍、歸屬問題（歐安利律師等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加速澳門治理人才本地化的問題，如回歸前澳葡政府高層官員基本上由葡國與土生葡人擔任，如葡國人把持澳葡總督、立法會主席、法院法官、司警司長等職務，直到1970年代後，逐步將立法會、市政廳等負責人的位置由土生葡人擔任，如立法會主席宋玉生、市政廳主席麥智健、行政會委員林綺濤等是土生葡人，中層司局級管員在過渡期後期開始由在澳門的中國人擔任，澳門地區的主教於1988年才由中國人林家駿出任；澳門宗教、結社自由問題以及相關團體在澳門社會的角色；澳門公務員隊伍，包括警察隊伍的素質提升，也在澳門民眾、團體中有所討論。本人曾受澳門策略研究會委托撰寫澳門社團現況與對策。
由於本人是一位研究人員，也是一位半個新聞從業人員，利用在澳門三年時間走訪了上百社團，他們認為需要一個相對中立客觀的人員來撰寫澳門社團政策白皮書，不受澳門社團內部意見所左右。值得指出的是，澳門愛國愛澳社團，從1930年代開始起與黨進行接觸，黨也派出人員在澳門開展工作，致使澳門工商團體，澳門中華總商會在1949年之後順利轉向，而1966年澳門“一二三”事件，不僅迫使澳葡政府道歉認錯，也順便將國民黨蔣介石的勢力清理出澳門，形成了澳門順利回歸祖國的強大社會基礎。
3、澳門基本法咨詢與宣傳推廣工作扎實推進
與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之後成立的澳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1989年成立，1993年隨著基本法公布而解散。隨之而於同年的9月成立澳門基本法協進會，由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與咨詢委員組成，目的是為了適應澳門過渡形勢的發展和宣傳推廣基本法的需要。之後，該會組織澳門社團、機構，舉辦研討會、講座、常識比賽、文藝晚會、游園會、出版會刊、宣傳品等方式，推動澳門基本法意識的建立，為促進澳門社會的平穩過渡和回歸前後的順利銜接。尤其是編寫澳門基本法課本，在澳門中小學系統普及基本法。1999年澳門回歸後的2001年3月，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正式成立，回歸後教育暨青年局編訂《品德與公民》教材，設特定章節講解憲法和基本法。澳門各大媒體，尤其是澳門日報除了重要澳聞外，還開辟社團版面，免費刊登社團舉行各種活動的來稿。
2023年是澳門基本法頒布的第三十年，今年是澳門回歸的第25個年頭。回顧之前點滴經歷，倍感時光易逝。
港澳回歸祖國進程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透過基本法的起草、逐條在港澳徵詢意見，廣泛徵求民眾意見，最終明確“一國兩制”基本制度在港澳實施的基本原則、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具體規範，以及特區政府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立法會選舉辦法等等，工作是細水長流式的，工作量之巨大非外界所能完全瞭解，但眾志成城，澳門同胞的共同努力，起到了動員港澳愛國力量、教育絕大多數民眾的效果。2008年澳門理工學院設立“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項目組），2012年正式納入理工學院研究單位。
港澳回歸，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國家意識、法治意識的教育過程。當然港澳民眾對港澳基本法的起草、制定、宣傳也貢獻良多，無論是具體方案，還是民眾參與方式，都貢獻了他們應有的智慧，為“一國兩制”在港澳開局打下良好的基礎。
五、十二年澳門過渡期的風雲與暗潮
1、非法“入境”與所謂“澳葡特赦”
我是1988年研究生畢業到廣州的，大概九十月份與鄧開頌教授一同赴珠海與《澳門日報》的一位陳副總聯繫，確定第二年年初到《澳門日報》。1989年前三個月，我跟隨報社其他記者去參加各種採訪活動，也去澳門圖書館搜集澳門史的資料，畢竟我不是為了去媒體工作而去媒體的，而是要借助媒體平台，盡快熟悉澳門、瞭解澳門、研究澳門。有一天，幾個跑突發新聞的記者打電話到報社，說靠近拱北的一個體育場擠滿了以為可以直接拿澳門身份證的“非法偷渡”進來的民眾，要求澳葡政府“特赦”。報社老總，要求報社採訪人員除了值班外，全部去現場拍照、瞭解最新動態。這實際上是澳葡政府在過渡期有意搞的鬼，在事情鬧大後，讓“偷渡客”登記申請加入葡國籍的。當然據我所知，也有個別拿“護照”因公、因私合法進入澳門的人員也去拿表格，有人問我要不要去拿表，我說我有正當職業，不去當“偷渡客”或“避難者”。澳葡政府突然放開戶籍人口，看似是為瞭解決“偷渡客”問題，但確實引起了很大社會問題，這也種下了回歸前“黑社會”問題、社會治安失控問題。
2、澳葡當局擺爛、不作為，居致治安突然失控（崩牙駒，黑社會滋事）
1998－1999年，這兩年，澳門回歸進入倒計時。澳門開始洋溢著歡樂的氣氛，但是突然間有一段時間澳門社會穩定有所失控，主要是“黑社會”之間火並，他們在澳門燒車、殺人，澳葡司警遲遲不破案、破不了案，澳葡當局擺爛心態極為嚴重，任由社會治案惡化。當時我們突發新聞記者（其中一位女記者跑突發線），經常動不動出去去現場拍照、採訪。我個人曾與澳門司警的一位警官聊天，聽他講，澳葡政府不作為，只要修訂有組織犯罪條例，以打擊有組織犯罪的方式雷厲風行，一定能將社會治安穩定下來，還澳門一個晴朗、安全的環境。事實也是如此，澳門回歸之後，澳門特區政府聯手香港特區政府及廣東省警方，第一時間處置了黑社會滋事問題，之後的三十年，澳門未發生重大的群體性社會治安問題。
3、澳門財政儲備面臨被掏空的危險
作為依賴娛樂博彩業生存的城市，澳門回歸前，澳門財政收入相當豐厚，也有幾百億澳門元的財政盈餘（博彩收入與批地收入為主）。過去一個半世紀都不作為的澳葡政府突然“開竅”，開始修建澳門綜藝館、和平紀念塔以及翻修澳門主幹道的地面，大家現在去澳門可以看到的黑白石子，是澳葡政府的回歸最後幾年突擊的“建設工程”，不僅將數百年的石仔全部挖掉，換上價格數倍的葡國石仔，一下子花掉了十幾億元。當時有在相關機關的中國籍文員憂心衝衝，擔心澳葡政府以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將澳門財政積餘花光還留下一堆債務給即將成立的特別行政區政府。當然中央與澳門候任特首行政班子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後來啟動了相關的監管程序，防止澳葡政府撤退前大撈一把。
六、澳門回歸期對回歸後成功實現一國兩制帶來哪些有益的經驗
1、如何將一個被殖民統治的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社會與民眾導向到愛國愛澳的正常軌道上，這是一個世紀難題，但也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可以說澳門是一個典範。翻開澳門的歷史，在鴉片戰爭以前，澳葡在澳門的生活、經商、居住，是在明清政府特許的情況下展開的。鴉片戰爭以後，澳葡當局跟隨英美法國家的腳步，以強占方式占領了整個澳門半島，但是澳門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大多不願意加入葡國國籍，依然保留清朝的法律與生活方式，形成兩個相對隔立的小社會，澳葡無能、貪污，是澳門中國人對他們的集體形象。從清末以來，澳門的愛國主義氣氛越來越濃，從澳門居住的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到康有為梁啟超等協助創辦的《知新報》、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盧夫人後來一直住在澳門），到葉挺將軍等一家居住在澳門，上百年來澳門的與祖國同頻共振，愛國主義在澳門深深扎根。
2、統一戰線工作，卓有成效。黨對澳門的地下工作與公開的統一戰線工作前頭並進，不斷爭取在澳的各種力量。如澳門中華總商會原來有不少人是支持國民黨的，但在1949年以後，在何賢受邀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後，這個澳門最重要的社團順利轉向支持中國共產黨，承擔起當時新華社澳門分社所不能承擔的角色，如1952年澳葡士兵製造的關閘交火事件、1966年澳葡士兵打死遊行民眾的中葡交涉中，澳門中華總商會起到了代表澳門中國人社會的特別角色。在改革開放後，特別是進入過渡期後，澳門中華總商會作為澳門的牽頭社團，許多活動安排在總商會辦公大樓舉行。澳門前後三任特首都是從中華總商會的理事、會長中產生，並不意外。當然，並不決意味著特首，一定要在商界領袖中產生。
在澳門回歸期中，在黨領導的統一戰線細致工作下，澳門回歸的各項工作有序推進。
如今剛選舉產生的新特首，見證、參與過澳門過渡期與回歸後的實際工作，更對“一國兩制”實踐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相信“愛國愛澳”的澳門會繼續繁榮進步。
3、解放思想、為解決台灣問題留出發揮澳門作用的空間。“一國兩制”為台而生，在港澳首先落地。所以港澳“一國兩制”實踐有一個示範的角色與定位在裡面。1992年兩岸達成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開啟汪辜會談。為了順利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台灣地區駐澳門文化辦事處在回歸前重新開張，台灣的媒體“中央社”曾派員到澳門，嘗試與澳門媒體人員接觸，希望開展兩岸媒體合作（新聞資訊互相交流）。回歸前後，澳門留台同學會等與台有關社團積極活動，與台灣有了更多的交流交往。
4、“去殖民化”是澳門回歸後的基礎性工程。過渡期間，中央政府與回歸團隊作了一些預案，如那個殺害沈米、強占望廈等中國人管治區域、驅逐澳門縣令的澳葡總督亞馬留的銅像、地名在回歸後第一時間予以去除；修訂教課書，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澳門基本法內容進入學校，在一些愛國愛澳成立、掌握的學校、社團率先完成去殖民化的前期準備工作。
七、其他值得一提的澳門小故事
1、澳門媒體的大佬們
回歸許多幕後的故事，我作為一個研究者、媒體人，很難瞭解更多，但是我接觸過的一批澳門人，他們給我留下的極深、難忘的印象。如澳門日報社長、董事長李成俊，在2005年接受我的口述歷史訪問中，他說出了1949年澳門同胞通電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幕後故事，而他就是那個執筆人，他是抗日東江游擊隊的文書，一個從澳門出去又回到澳門負責澳門新聞事業的前輩，他一支筆，堅持到最後還在寫社論。他與當時的總編輯李鵬翥先生，用心培養年輕的後備人才。
2、採訪馬萬祺、崔德祺、何厚鏵等的一些小故事
馬萬祺先生，1930年代就到澳門開展工作，澳門許多故事都在他心中，為了瞭解1952年關閘事件的內幕，我在一個大冬天到馬萬祺先生在南灣山頂一側的別墅中。
崔德祺的家在澳門中區的位置，他跟隨嶺南畫派的大師學過畫，加上家族有錢，他的房子古色古香，在澳門回歸前夕專門去他家裡採訪。
何厚鏵，澳門人稱他鏵哥為多。他的夫人一直很低調，媒體很少有她的照片。1999年初，澳門一個團訪問延安，何厚鏵夫婦罕見同行。我與《澳門日報》的副總編輯，現在的董事長陸波一同前往陝西。在許多場合，我都無法抓拍到何厚鏵夫人的正臉，直到在陝西博物館參觀時，我給他們夫婦倆及陸波先生合了影。到澳門回歸前，許多媒體沒有何厚鏵夫人的照片，包括中新社、新華社的駐澳記者。《澳門日報》後來無償地將何厚鏵夫婦的照片發給大家。當然，最後澳門特區政府也發布了何夫人的照片。
澳門歸僑總會的梁披雲先生。在澳門數以萬計的社團中，澳門歸僑總會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它成立於東南亞國家反華浪場之後的1968年，有一批歸僑回國，建立了華僑農場，有的留在港澳，有的去了美國等。被迫離開印尼的華僑領袖（福建籍）梁披雲到澳門後成立了歸僑總會。梁披雲，學名梁龍光，又名梁雪予，1907年出生，早年就讀集美中學，東京早稻田大學研究生畢業，曾任惠安縣長，參與19路軍反蔣抗日的“福建事變”，1928年出任廈門《民國日報》的編輯。1934年赴馬來西亞、印度尼西擔任《益群報》總編，創辦《蘇東月刊》，1949年還擔任過福建省的教育廳廳長。因其弟梁靈光為新四軍高級幹部，遭國民黨追殺後經香港轉往東南亞謀生。1960年代印尼蘇哈托發起排華事件（九二0），梁披雲等遷到澳門。筆者曾去梁披雲家裡拜訪，當時去談的是關於澳門歸僑總會的看法。
澳門很小，走遍大街小巷很容易，也就是因為熟悉澳門地理，1989年澳門舉行慶祝林則徐巡視澳門150周年學術活動時，我不知寫啥論文，就在澳門地圖上手繪了林則徐在澳門的路線圖，在會議舉辦前夕在《澳門日報》刊發出來，引得來澳參加會議的學者的好奇，表示也有照此路線走一趟。
生活在澳門小城裡，如同在廈門生活久了，大家都會有感情，社群聯繫十分緊密，一起參加社團活動，一起喝早茶、一起喝下午茶，進而擁有了一群好朋友，也許可以從中獲得澳門大小事變化的信息。澳門教堂、廟宇、博物館多，從中可以瞭解澳門豐富多元的歷史與人文情懷。
澳門很小，歷史很豐富，五百年滄桑風雲，轉眼而過。但有一句話一直很感動我，“回顧是一條回家路”。有幸跟隨李成俊先生赴黃帝陵祭祖，有幸細讀他的《待旦集》，以及曾經做過口述歷史而一直未發表過的一些故事，這位曾經是東江抗日游擊隊裡的一位文書，他的身上有許多來不及問及記錄的歷史。
雖然很難將自己看到的、經歷的過往詳細記錄下來，但瞭解港澳的歷史、社會變遷，有助於我們面向未來，更好治理好港澳，真正發揮“一國兩制”示範作用，真正達到兩岸完全統一的歷史重任。
（本文作者楊仁飛現任廈門市台灣學會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