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管香港事務和奧運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七月六至八日來港視察香港舉行馬術比賽的準備工作。在視察之後發言中，特別要求“行政長官在籌備工作的重大問題上，要親自掛帥、親自過問”。之前，有關工作只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作為奧運馬術委員會主席，擔任監察角色。在這事件中，可以管窺北京與香港對待奧運態度上的落差：中央認為奧運是國家頭等大事，不容有失，所以由國家副主席親自督師。香港方面對此工作不能說是不重視，但較平常心，覺得由第二把手監督即可。打個比例，中央好像打理一盤有直接利益和感情的家族生意，全情投入，事必躬親。香港這一邊則是專業經理的心態，但求“做好這份工”。家族企業的老闆覺得底下的夥計們未夠盡心，是十分常見的現象。
港人對國民身份的
認同急速上升
在香港，市民對奧運的態度其實與政府十分相似，一般不是不支持，也不是不興奮，但卻不能達到中央宣傳和內地群眾那麼激動。這裡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就養成了“老子有什麼未見過”那種“處變不驚”的大都會市民風範。到餐廳吃飯，成龍坐在大堂，沒有人會土氣地走過去要他簽名的。正確的表現是當他透明，自吃自的；這就是香港。其他國際都會的市民都有這樣的氣質，上海人就有，更不說紐約、倫敦、東京了。舉辦馬術比賽，以“見慣大場面”的香港人心態，小事一宗而已，我們遊刃有餘。奧運嘛，我們在電視上看過多少次了，健兒們拿獎牌，國歌奏起，國旗徐徐上升，我們也會感動，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我們同樣欣賞別國的運動員的表現和得獎。香港人普遍以這樣開放的心態而自豪，並且認為整個中國都應該如此。
這種心情，在另一方面，也是回歸十一年“公民教育”的結果。一九九六年，即是港英撤退的前一年，它頒布了“公民教育”指引。“國民教育”被視為“公民教育”的一個部分，要求教育學生對中國有“認同感”，從而產生“自豪感”和“責任感”。這前朝的指引，於從英國殖民地過渡為中國特別行政區之後的十一年，依然有效。主事者包括官員在內，都認為做得很有成績，並且舉了不少數據作支持，包括自今年以來，香港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中央政府的好感，都在急速上升，至自回歸以來的新高。
港人的愛國心與內地
同胞有微妙差別
無可否認，這多少是包括聖火傳遞時同讎敵愾等的奧運效應體現，再加上汶川抗震救災的感人場面，確實提高了不少香港市民的“認同感”，以至“自豪感”。不過尤其是在受過去“公民教育”影響的青年中間，這裡有很大成份的見外感，和以邊緣身份投入那種投機感。這些香港市民自覺處於抽離和有選擇的狀態，有做“中國人”、“香港人”、“中國香港人”、“香港中國人”等理性上的選擇，對中國可以“認同”，也可以“不認同”。因此，中國強大，或者做出一些成績，我們就“自豪”，如果中國衰弱，或者有些地方做得不好，我們就要批評它，甚至到外國去“唱衰”它。而香港的媒體，更大義凜然的以“監督”的態度，專門“報憂不報喜”。因此，香港不少媒體和政客，對於習近平來港時所說的“管治團隊要精誠合作，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構，互相理解，互相支持，共同珍惜我們來之不易的這樣一個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好局面”這所謂“三權合作論”，覺得完全不可理解，甚至認為離經叛道。
對內地任何一個同胞來說，做中國人並非一個選項，本來就是如此。因此根本不存在“認同”與否的問題，不是中國人是什麼？而做中國人與上海人、蒙古人等，是完全一致的，沒有矛盾的。因為十三億同胞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既然是個共同體，那就唇齒相依，榮辱與共，只有在一致對外時，才有“自豪”的感覺。而“子不嫌母醜，狗不厭家貧”，國家好的時候，作為中國人，固然要愛它；國家不好，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更加要愛它，而且有責任去使它一天比一天好。簡單來說，這就是香港不少市民的愛國心，與內地同胞愛國心的微妙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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