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越來越顯著，在從西藏、奧運、人權到貿易、環境、外援等眾多問題上，中國面對的麻煩源（其中相當大一部分在理論上可以歸諸於非傳統安全問題範疇）往往首先不是、甚而大多不是其他某些主權國家政府，而是多種多樣分散的非政府行為體，在政治性質的問題上特別是各種有關的“跨國公民社會”集團。與此同時，中國目前在世界上因自身的治理體制、政治文化和政治經驗特徵，有效對付和積極影響這些分散性麻煩源的能力和技藝大為不足。與面對傳統國際關係體系相比，遠為龐雜、分散和能動的“跨國公民社會”及其發展無疑是較難應對的新挑戰。
有如香港的一名學者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上就北京奧運聖火在西方嚴重受辱著文所說：中國政府在過去三十年間學會了與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及周邊國家的政府打交道的本事。但是，中國政府現在卻發現一種新型挑戰，那就是“等到中國的政治領導層學會了與世界主要國家和周邊國家的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和技巧之後......非政府組織和跨國公民社會開始冒頭奮進。”他將這種局面稱為“草根包圍中國外交”。可以說“草根”越來越厲害：與全球化、民主化和通訊技術革命等基本事態相伴隨，國內和跨國的“公民社會”集團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影響力愈益增長，甚至愈益參與關於跨國或全球性問題治理的多邊決策。
培育中國自己的
“公民社會”集團
如何對付“草根包圍中國外交”這一嚴峻的形勢？中國應有的戰略對策當中必須有的一個甚至是關鍵性的環節，在於“草根對草根”，即民間力量對民間力量。其中或許最重要也最長遠的，是在維護中國社會大局穩定的必要前提下，解放思想，儘快改變中國的政治文化、政治體制和政策習慣中某些顯然不適合的成分，大膽容許甚而適當扶持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集團，亦即各種各樣大體忠於中國基本制度但是相對獨立、同時有跨國活動空間和能力的非政府組織或公民團體。它們必須忠於中國基本制度，否則對它們的容許和扶持就等於貽害國家，貽害人民。然而另一方面，它們的應有效能和真正活力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它們的相對獨立，為此就不能也不需責成它們有完全徹底的官方“政治正確性”。它們是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集團，但積極參與跨國公共活動這越來越重要的世界政治新增內涵”首先本著它們的中國身份和中國關切。
用對人類社會生活有深切理解的十八世紀大思想家艾德蒙．伯克的話說，民間組織或公民團體乃是政治共同體的基礎當中至關重要的“小分隊”（littleplatoon）之一，“附著於次級分支，摯愛我們在社會所屬的小分隊，乃是公共情感的初始原則（猶如胚芽）。它是系列的第一環，靠此系列我們往前趨於摯愛我們的國家，並且摯愛人類。”政府和國務家倘若信任人民和尊重人民，就需信任和尊重這類“小分隊”。需要在適當調節和引導的同時，讓它們在中國內外活動和發展，讓它們為了中國的緊要利益以及中國與外部世界之間健康的關係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特別是為之積極和經久地以正當的方式影響西方輿論、西方“公民社會”以及西方政府，乃至最終爭取以中國“草根包圍外國外交”，並以中國草根參與“全球治理”。
總之，發展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集團是維護中國非傳統安全和爭取更廣泛利益的最重要需求之一，而且至少在未來十年或二十年內將始終據有這樣的地位。跨國公民社會這越來越活躍、越來越重要的世界政治力量不能也不會大致由西方經久壟斷，崛起的中國一定要在這類力量中間佔有與自己的規模和發展相稱的地盤。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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