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這種矛盾心態的存在，使得許多綠營人士前往大陸交流，總要給自己提出一個“很正義”的理由，要麼是說為了避免兩岸發生戰爭，所以去大陸交流“捨我其誰”；要麼就像陳菊一樣，要找個“中共必須放棄打壓疆獨、藏獨”的理由，讓自己的大陸行很有“正當性”，既使去不成，也可以名義上變成是綠營中的“反共鬥士”，為自己的正義性行為作為累積政治資本的籌碼，籌碼越喊越高，這就形同給紅、綠交流設下一個更大的障礙。
台灣綠營的“反中”情結
除了“恐中”情結之外，台灣綠營中確實也有一部分具有強烈的“反中”情結者。就以陳水扁為例，他在洗錢疑雲爆發之後，接受綠營媒體的訪問時，曾經大剌剌的說出：“我就是獨，馬英九就是統，他就是要靠中國，靠中國就一定會倒”，陳水扁這種統獨二分法的觀念，在台灣確實有它的市場存在，許多支持綠營的群眾寧願相信陳水扁所說的話，也不願相信中國崛起後的繁榮景象。
台灣部分民眾會去相信陳水扁的話，絕不僅是過去陳水扁利用民粹主義操縱的後果，而是一種意識形態堅持所種下的因果。台灣從1978年解除戒嚴以來，媒體的競爭已經把意識形態當成是一個戰場，也是一種商品化所販賣的產品，所以媒體上的新聞報導與談話節目，沒眠沒日的傳播與論述所做的洗腦動作，讓許多民眾的觀念已經把統獨的二分法深植到他們的內心裡，不只做為他們的一種信仰，也是人生追求的一種理想的生活情境，所以要改變他們的統獨觀，可說是難上加難。
這種“反中情結”的根深蒂固，也使得許多人寧願相信中國大陸的惡，而不願相信中國大陸的善，所以大陸施惠再多的台灣農民，也無法改變他們支持台獨的意志，大陸送再多的貓熊，也難以讓他們感受到善意。
就因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堅持，使得綠營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以“反中”作為堅持獨立的指標，這就像呂秀蓮所創辦的國展會董事長施正鋒，他就堅持大陸如果不讓他拿“中華民國護照”登陸，他打死也不去中國大陸；另一位呂秀蓮的愛將紀舜傑也說過要他拿台胞證登陸，免談。還有一位前民進黨大陸事務部副主任余莓莓屢次被邀請登陸，屢次擔心會遭到民進黨內質疑她“反中”的立場，以致多次難以成行。
所以，民進黨內確實有一股“反中”的力量存在，他們對中國的圖像不僅完全接受綠營媒體宣傳的圖騰，也連結到國際上盛傳的“中國威脅論”的想像，他們不願意改變自己的中國圖像，不必然有特定的政治利益存在，反而類似文化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Levi-Strauss)的“野性哲學”所形塑出來的“野性堅持”，亦即在各種跨文化的交流中，它並不是只發生一次的事件或者共同經驗，就可以突破交流的障礙，而是必須經過每一代以自已的方式去更新的過程。尤其是在後現代的今日，那些以往堅定自認為居於文化核心的地方，也不必然可以完全體驗到文化的轉化過程。特別是我們居住地充斥著混雜性、連結性、統合性的全球性移民離散(diaspora)現象，使得跨文化的交流容易形成在對立中運作。
由於這種“野性堅持”的存在，使得他們的觀念中對中國的圖像充斥著負面的因素，而不願從正面來客觀分析兩岸交流所產生的利益，於是就產生貓熊來台會危急到台灣的“主權”；北京奧運是犧牲多少“人權”所製造出來的假像；中國“三鹿公司”所生產的“毒奶粉”是中國崛起危害全球社會的最大例證等。這種負面想像的“野性堅持”，也是綠營得以高舉“反中意識”在台灣製造出市場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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