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發展的新變化
與此同時，妨礙中美關係發展的結構性因素也在發生變化，中美戰略新平台的基礎更加穩固。
（一）中美安全合作的平台正從雙邊向多邊、從地區向全球、從傳統向非傳統領域全面拓展
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美蘇戰略大三角的形成，揭開了中美開戰戰略安全合作的先河；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中美兩國戰略合作的基礎不復存在，中美關係進入戰略漂移期，摩擦與對抗時有發生。新世紀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和中國實力的迅速上升，中美安全合作的基礎重新生成為迅速擴大。中美安全合作不僅在中國周邊的朝核等問題上，而且在伊朗、蘇丹達爾富爾、索馬里海域護航等一系列問題上均有不同程度的展開。同時，隨著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大幅上升，國際安全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中美合作的領域全面拓寬。在應對國際恐怖主義、自然災害、氣候變化、能源安全、流行性病、打擊跨國犯罪和毒品走私等眾多領域，中美兩國都存在共同利益，中美合作不僅是解決問題所必需，而且是利益共生的前提。中美關係對全球政治、經濟及安全議程的影響正在不斷擴大。
（二）中美經濟的相互依存度達到新的高度
中美兩國經貿合作日益深入，相互依存達到新的高度。雙邊貿易額由建交時的24.5億美元發展到2008年的3337.4億美元，30年間增長了136倍多，雙方已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到2008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5.6萬多家，實際累計投資近600億美元，是中國利用外資的主要來源之一。同時，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據美國對外關係學會的一份報告稱，截至2008年底中國的美元資產已達1.7萬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這足以說明，中國已成為美國巨額財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同時也幫助維持了美國的低利率水平，無論對美國當前龐大的救市計劃，還是經濟的根本復蘇，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另一方面，在當前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維持美元的國際地位同樣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一旦美元大幅貶值，中國的美元資產將大幅縮水。中美經貿關係成為名副其實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共生關係。
與此同時，中美經濟相互依存的對稱性進一步加強。美國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柏格斯滕認為，如果美國要鼓勵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就應該給予中國真正的夥伴關係地位，分享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為此他提出了“G-2”構想，讓中國取代歐洲和日本充當美國管理全球經濟的頭號夥伴。哈佛大學的尼爾．弗格森教授提出，全球最大消費國美國與全球最大儲蓄國中國已經形成經濟共生關係，兩國應當組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即“Chimerica”。這些構想和建議脫離了中美兩國的政治現實。美國並不想要一個與之平起平坐的夥伴，中國更無管理世只的意圖和實力，但它們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地位的不斷上升，美國已難以妄言中國對美國的需要遠遠大於美國對中國的需要了，美國對中國的借重在加強，中美相互依存的對稱性顯著增強。
（三）中美互動的模式正悄然發生變化，正由美攻我守向互有攻守態勢轉變
中美互動的歷史曾長期表現為美國主動施壓，中國被動防守；美國玩弄議題，中國被動接受。克林頓時期，美國曾經利用人權問題，一浪高過一浪地向中國施壓；布什政府任內也不時利用所謂宗教問題向中方施壓。如今，伊拉克及關塔那摩監獄虐囚及美國內的“竊聽門”事件已使美國作為人權衛道士的形象大打折扣，美國公然利用人權問題向我挑釁的底氣已不復存在。在經濟領域，美曾反復炒作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逆差等問題，不斷向中國施壓，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一定程度上成為美向我發力的平台。如今，金融危機使這一局面改觀，美國不得不放下身段聆聽中國關於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種種建議，並請求中國繼續購買美元債券。從本質上說，中美互動的過程，正從單向施壓向雙向學習的過程轉變，中國需要摸索和平崛起之道，美國需要學習權力和平轉移之法，雙方共同探索新世紀的大國交往之道。
（四）台灣問題對美國的重要性正在減小，中美因台灣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大幅下降
台灣問題一直是美防範、遏制中國的主要戰略手段之一，是中美最可能發生大規模軍事碰撞的戰略爆發點。但是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謀求對華合作已成美對華政策主流，防範和遏制中國將日益處於邊緣和次要地位，台灣問題對於美國的重要性隨之減小。更為重要的是，自馬英九執政以來，兩岸關係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出現了和平發展的新局面，美國正在失去插手和干涉台灣問題的藉口，中美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的爆發點正逐步消失。中美相互之間的戰略疑懼將會因此大幅減小，雙方培育戰略互信的努力將會獲得現實的起點。
中美關係仍存雜音但非主流
不過應當承認，中美結構性矛盾的弱化並不意味著矛盾的消失，雙方在一些敏感性問題上的分歧依舊存在。
首先，美國對中國的復興仍存猜疑，兩國的戰略互信仍處於低層次水平。冷戰結束以來，國際環境變動不居，但冷戰思維與霸權交替論在美國國家安全指導思想中始終佔有重要地位。其邏輯論點有二：一是大國之間的衝突和戰爭不可避免，國際體系中的崛起大國遲早要向現存國際秩序的領導者發起挑戰；二是國家間的競爭是一種“零和”游戲，一國之所得必為另一國之所失。前者促使美國習慣性地以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復興，對華充滿猜疑與焦慮，後者則使美國難以理性地看待中國全球利益的擴展，認為中國全球影響力的增長總是以美國影響力的下降為代價。這種思維窠臼成為妨礙中美建立戰略互信的深層障礙，其主要表現是，美國總是傾向於給中國的和平發展帶上“不確定性”的帽子。美國防部2009年中國軍力報告依然聲稱，中國將如何使用其不斷增強的軍事力量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反映了這種安全思維的延續。
其次，對華意識形態偏見仍舊是干擾中美關係正常發展的一個因素。奧巴馬政府執政以來，在民主、人權、自由問題上相對保持低調，但是這並不表示人權外交已被剔出了本屆政府的外交工具箱。國務卿希拉里在韓國答記者問的時候曾說，美國將繼續在西藏、台灣以及人權問題上向中國施壓，但“就這些問題施壓不能干擾全球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危機以及安全危機方面的合作”。這說明人權問題不會退出中美關係議程。事實上，希拉里從中國訪問回國不久，美國國務院即發布《2008年國別人權報告》，繼續對中國的人權紀錄橫加指責。
總之，中美戰略互信的基礎仍然薄弱，保守派利用人權等敏感性問題製造噪音的做法仍會延續，但是必須看到，務實合作已經成為中美關係主流，兩國關係正在發生著重大而積極的變化。完全有理由相信，未來中美關係將會在新的戰略平台上繼續前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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