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在台灣人的情感坐標裡呈現完全不同的位置，親美、哈日、厭中（大陸）是一種常態化的心理傾向。雖然這是一種基於偏見的情感錯置，但卻在台灣社會裡屬於一種“泛在”現象，這種情感表現是台灣人對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的認知（偏見）基礎上的情感反應，既是基於台灣人過往的生命體驗和集體記憶，同時也反映了中（大陸）美日三方圍繞台灣問題長期角力的事實。它在台灣人的“態度”鏈條（認知—情感—行為）中處於中間環節，因此必然會在台灣與中（大陸）美日三方關係建構當中起到“規範”作用，不自覺地驅使台灣朝野時常進行與中國大陸、美國、日本的關係再梳理，明確誰是朋友、誰是敵人，並再次劃定與它們之間的距離和邊界，從而影響地緣政治生態的重塑；不僅如此，它也會通過一系列模仿和學習，影響台灣人自己的價值取向和重塑台灣的社會文化，甚至因此強化對自己身份的認同。毫無疑問，這種心理傾向本身就自帶勢能，必然在兩岸互動過程中產生消極影響。
放在國際視野來觀察，中美日三方對台灣的影響無與倫比，其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更是非同小可。1990年代以前，台灣民眾“一方面是對‘中國’的認同，另一方面是美、日發達國家的美好樣板”。時至今日，中美日在台灣人的情感坐標裡呈現完全不同的位置，親美、哈日、厭中（大陸）是一種常態化的情感傾向。雖然很明顯這是一種基於偏見的情感錯置，但卻在台灣社會裡屬於一種“泛在”現象，這種情感表現是台灣人對中國大陸、日本、美國的認知（偏見）基礎上的情感反應，既是基於台灣人過往的生命經驗和集體記憶，同時也反映了中（大陸）美日三方圍繞台灣問題長期角力的事實。它在台灣人的“態度”鏈條（認知—情感—行為）中處於中間環節，因此必然會在台灣與中（大陸）美日三方關係建構當中（比如馬英九上台宣稱“親美、友日、和中”，而蔡英文則推行“親美遠陸”、“親美抗陸”、“脫中”）起到“規範”作用，親美哈日厭中（大陸）作為台灣較恒定的社會心理傾向便成為關係建構中這種“行為”的情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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