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事實上，“五四”以來，大多數“全盤西化派”都有類似的心態，他們大多把西方看作一切知識的來源，不過因為他們所處的歷史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際遇和表現方式而已。中國近代史上“全盤西化派”最為知名的代表人物是胡適，他在中國全力推其業師杜威的“實驗主義”，到台灣後，出掌中央研究院，殷海光批評他的“科學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他不理不睬；胡秋原批評殷海光在台大講授的“邏輯哲學論”，殷海光也不理不睬；他批評余英時在哈佛大學宣揚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余院士也是不理不睬！時至今日，海內外華人學術界仍然有許多人認定：西方是所有“現代”知識的來源，他們既不瞭解西方文明的精華，又瞧不起中國文化傳統，不知不覺陷入余院士所謂“雙重邊緣化”的困境。
余英時的名著《歷史與思想》於1976年出版。當時世界正處於東西二元對峙的冷戰局面，該書論述的內容從文化的觀點，對當時的世界局勢提供了一個“及時”的解釋，因此該書一出版，立刻洛陽紙貴，余英時也名噪一時，成為“中國思想史的大師”。實情如何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