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3時半，我如約準時進入汪老辦公室。將近五年沒有見過汪老了，汪老還是那樣精神矍鑠。一見面，汪老第一句話就是，“我們有五年沒有見面了！”我又驚訝又激動，驚訝汪老記憶如此清晰，感動汪老還記得我這個後輩。汪老說：“下星期就要去新加坡和辜振甫見面，請你來談談有關的情況”。我向汪老詳細彙報了自己五年來研究臺灣問題的認識和體會，陪我去的幾位同志也應汪老的要求分別談了自己的看法。在我們彙報過程中，汪老多次提問或發表簡短的評論。我清楚地感覺到，汪老固然十分重視即將舉辦的第一次“汪辜會晤”的各方面準備工作，但汪老更重視對臺灣問題、海峽兩岸關係的總體把握，他是把“汪辜會晤”置於這個大背景上來推進和完成。應我們的請求，汪老詳細地談了他對臺灣問題、海峽兩岸關係和第一次“汪辜會晤”的看法，完全驗證了我的感覺。原來通知說大約談一個小時左右，但我們離開汪老辦公室時已經過了七點半。儘管原訂的晚上的活動安排都取消了，可是大家都很興奮，因為我們確實得到了一次難得的機會。
在和汪老的這次接觸中，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汪老對實現祖國統一和對臺灣同胞的熾熱感情。可以說，汪老不只是從完成工作任務的角度來推動和實現“汪辜會晤”，來看待和做好海協會的工作，而是滿懷強烈的感情來做這一切。汪老幾次說到，他青年時代投身革命、投身抗日戰爭，就是為了中國的富強、統一，顯然他是把現在的工作視為他青年時代和畢生的理想的一部分。我清晰地感覺到，每當說到這些時，這位神定氣閑的長者都流露出一絲內心深處的激動。汪老對辜振甫先生的瞭解、尊重和關心，從另一個側面表現了他的熾熱感情。當有人提到辜老的一段歷史時，汪老斬釘截鐵地說，“當時的情況複雜得很，不要輕易給辜先生下結論！再說了，辜先生現在願意為推動兩岸關係的改善而努力，我們就要信任他、歡迎他！”汪老還說，“辜先生很喜歡京劇，我也喜歡京劇，這次我準備了一套京劇唱片做禮物送給辜先生。”汪老的這種熾熱的感情打動了我，也感染了我。我深深體會到，汪老其實正是把他曾題寫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體現了推動祖國統一的事業中、海協會的工作中和推動與實現“汪辜會晤”中。
在和汪老的這次接觸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他對實現和平統一的強烈期待。汪老在插話和談話中多次說到，“國共兩黨打了幾十年，不要再打了；坐下來談嘛，都是中國人有什麼談不攏呢？”“和平統一好，武力解決結下仇，幾十年恐怕都難解呀！”“不要急嘛，談通了才能統一。”當時，海峽兩岸關係發展勢頭良好，第一次“汪辜會晤”即將舉行，並不存在後來出現的那種對“和平統一”前景的強烈懷疑，顯然這反映了汪老對於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與統一後中國的繁榮、穩定的關係的深入思考。正是由於已經形成深刻的認識，在以後海峽兩岸關係出現嚴重倒退、中國統一的進程發生重大曲折時，汪老始終保持著冷靜並充滿信心。
立足非敵非友 把握亦敵亦友
1995年9月上旬，我得到通知，說汪老來北京，準備開個小會，找幾個人對中美關係議一下。開會那天，由於路上發生了嚴重車禍，道路幾乎堵死，我趕到會場已經晚了近一小時。當我很不安地進入會場時，汪老對我微微一笑，示意讓我趕緊入座，會議繼續進行。當時冷戰結束三年多，第一屆克林頓政府任期剛過半，美國及我們國內對中美關係的誇論十分熱烈。如何對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定性，在此基礎上把握中美關係的前景，已經成為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汪老來北京召開這個小會，表現了他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關心和重視。會議的出席者不到十位，但討論、爭論十分熱烈。可以說，以後十年中關於中美關係的爭論在此已見端倪。汪老強調，他是來聽大家的意見，所以他沒有做全面、系統的講話。但從汪老的多次插話和提問中，還是可以知道他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定性和未來發展趨勢的把握。
通過插話和提問，汪老對一位美國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關於冷戰後的中美關係是非敵非友關係的觀點，表現了很明顯的興趣。針對有人認為冷戰後美國已經把中國視為主要威脅，甚至主要敵人的觀點，汪老一再提問，“這麼說，有確定的根據嗎？”“美國把中國視為主要威脅、主要敵人的理由是什麼？”“中美之間會出現美蘇對抗那樣的全面、嚴重對抗嗎？”汪老明顯地認為，即使冷戰後中美之間的矛盾會增加，但中美之間不會出現當年美蘇之間那樣的全面、嚴重對抗，不僅因為這不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而且更因為中國沒有、也不應該把美國視為自己的主要威脅、主要敵人，同樣，美國其實也沒有把中國視為自己的主要威脅、主要敵人。汪老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在尋找自己的主要威脅、主要敵人，這是美國的特點，甚至是優點，儘管美國確實有人把中國視為主要威脅、主要敵人，但美國政府十分務實，民主黨的克林頓政府很強調所謂的美國價值觀念，可是他們更重視美國的安全和經濟。他們知道中國不僅不威脅美國的安全，而且中美合作有利於美國的經濟繁榮。”汪老還說，“當然，中國不是美國的盟友，以後也不會是。”可以說，汪老認為把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定性為“非敵非友”關係是可取的。
通過汪老的插話和提問，我感到他重視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定性，目的在於在這一定性的基礎上把握冷戰後中美關係的走向。汪老幾次說，“說中美關係‘非敵非友’的關係是對的，但還不夠，還應該加上一句，中美關係還是‘亦敵亦友’的關係，就全面了、完整了。”汪老還說，“‘非敵非友’就是指中美之間既有矛盾、衝突，也有合作。”“‘非敵非友’，‘亦敵亦友’是一種‘四不像’的關係，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就是這麼複雜的關係！”很明顯，“亦敵亦友”正是汪老對於冷戰後中美關係走向的把握。我理解，汪老用“非敵非友，亦敵亦友”來概括冷戰後的中美關係，就是要突出其複雜性，就是要強調我們不僅要重視中美間的矛盾、更要重視中美間的合作。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重視中美之間的矛盾、衝突並不難，而重視中美間的合作都不是經常可以做到的！
從1995年到現在已經十年了，這十年中，中美關係的跌宕起伏，一再證明了汪老當年對冷戰後中美關係的概括是正確的。十年中，我不知多少次講述中美關係，每次我都要將中美關係是“非敵非友，亦敵亦友”的關係，每次我要說“這是汪老在1995年提出的，”每次我都強調，“事實已經證明，這是正確的！”
1995年以後，我沒有機會與汪老象以前那樣近距離、長時間的直接接觸，但汪老已經在我心中留下了長者、智者的深刻印象。得知汪老走了的消息後，幾天來在深切懷念的同時，我總情不自禁地想，汪老是他同時代的人當中的幸運者，他不僅是最後走的人之一，因而看到了近幾年中國的迅速發展和今年海峽兩岸關係的重要變化，而且更因為在他生命最後十幾年中，他的抱負和智慧都得更加充分的施展、發揮！
汪老走了，而祖國還在發展，事業還在繼續。我在深切懷念汪老的同時，也為汪老感到欣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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