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汪道涵在兩岸關系和台灣問題研究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殊不知他在國際關系和全球問題研究領域裡的涉獵面更要廣博的多。自 1995 年起，我擔任由汪老創建並任主席的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秘書長（後改為主任），在他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研究和協調工作，耳聞目睹他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方面的深入探討和獨到見解，深受啟示和教益。
睿智儒雅 博大精深
汪老知識淵博、記憶力強、重視掌握第一手資料、善於對復雜問題深入探研，這是所有了解他的人的一致評價，在國際問題研究方面表現尤為突出。
中美關系與兩岸問題密切相關，一直是他高度關注所在。但他特別強調，要研究中美關系，首先要研究美國、了解美國。記得他經常強調以下這幾點：要研究美國經濟，經貿因素在中美關系中將日趨重要；要研究美國的利益集團，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必然影響中美關系；要研究美國國會，不了解它，就難以搞懂美國政策的多面性和多變性；要研究美國的傳媒，它是美國軟實力的組成部分，又對美國的政策產生影響、形成制約；要研究美國的宗教和族裔問題，如美國的猶太人，搞清了這個問題，才能真正了解美國。看看中美關系這些年來走過的歷程，汪老強調的這幾點有多麼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他同樣重視研究日本，認為要發展中日關系，雙方必須加強交流，促進互相了解。他在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學術各界都有許多朋友，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 他曾讓我起草過給日本方面的一些回信，有給日本電氣和野村集團研究所負責人的， 有給早稻田大學和慶應大學教授的，也有給前大藏相和政黨領導人的， 信中談的大多是改善中日關系、促進中日交流的話題。 2001 年初，我陪汪老見日本著名歷史學家山田辰雄教授。 汪老首先向山田教授詳細了解日本國內對歷史問題的不同看法， 隨後又請教授就解決中日間歷史問題和改善中日關系提出建議。對山田的建議，汪老十分重視，又找了幾位專家一起研究，最後寫成材料上報。
汪老也十分重視俄羅斯研究。每年11 月在上海召開的俄羅斯問題研討會，他幾乎每次都要參加，還參與討論、發表看法。最後一次是 2003年11月，他仍抱病與會， 雖沒有講話，仍象以往一樣仔細聽取大家的意見，還認真記錄。臨離去時，他還向自己熟悉的學者們一一道別 , 這是許多研究俄羅斯、中亞的學者最後一次見到汪老。
令我驚訝的是，汪老對猶太研究也十分投入。 1997 年的一天晚上，他要我陪他去見美國猶太裔金融家摩裡斯﹒奧菲斯（曾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董事會主席），並讓我隨帶一些中國出版的猶太學書籍。 見面後，汪老將我帶去的書贈給奧菲斯先生，並向他詳細介紹了每本書的內容，從中可見他對猶太文化、歷史，特別是美國猶太人均有深入研究。他經常叮囑我要注意研究美國猶太人，要重視研究猶太教，還多次要我找有關這兩方面的書和資料給他。後來，汪老還擔任了我們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高級顧問。
汪老特別重視研究世界經濟和國際金融問題。記得在中國進入 WTO 前後，汪老幾乎每隔幾天就要把研究國際關系和世界經濟的學者召集到一起研討相關問題。他在認真聽取大家意見過程中不時插話，經常問的是：“你這個看法的根據是什麼？” “有沒有具體數據？” 他特別重視中國加入WTO 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多次就此召開專題研討會。他也很重視 WTO 知識在中國的普及，親自與龍永圖先生一起主編了有關 WTO的讀本。
汪老十分重視國際上出現的一些新趨勢、新問題。 2001 年初，他在聽取出訪歸來的北京學者匯報信息經濟和信息安全問題時指出：“對這些新問題，我們一是要虛心學習，二是要加強研究，不能虛心學習，就無法推進研究”。近年來，他在病中還很關注一些全球性問題如非傳統安全問題，特別是恐怖主義、能源安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等問題。
對一些人們不太注意的發展中國家，汪老同樣注意進行調查研究。 1995 年我陪他出訪馬來西亞，他每到一處都要向接待他的馬方官員、學者提出許多問題，有的一時沒聽懂就再次提問，真正是不恥下問。 他對我說：“我對馬來西亞不了解，這次是學習之旅，大長見識”。 1996 年江澤民主席出訪非洲前，他與我們一起涉足不太熟悉的非洲研究，經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組織幾次研討後形成一個分析報告，又經他反復審閱修改後上報。他還多次提醒我們要加強對印度和中印關系的研究。
汪老嗜書如命，讀的書古今中外、政經文史無所不包。我們經常看到他在上海社科院門口淮海路上的三聯書店裡專心致志地閱讀，有時一站就是一個小時。有一段時間，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將贈給他的《現代國際關系》寄到我這裡，由我轉交給他。我發現他每期都讀得很認真，對其中重要的文章還作點評，或推薦給我們閱讀。他經常說，讀書就是生活，其樂無窮。我想，這正是他具有很高學術水平的紮實底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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