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和平發展之路與歷史上大國興起之路有何不同？
·為何說在核時代靠戰爭手段崛起是不可理喻的？
·中國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何根本分野？
·中美關係能否走出「零和」怪圈，共創雙贏？
·為何說決定美國興衰的只能是其自己？
近一二十年來，特別是進入廿一世紀以來，由於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等一系列理性務實的方針，中國呈現出政治穩定、社會進步、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態勢。面對中國的發展，人們普遍持熱情歡迎與鼓勵的態度。但也有人擔心中國這樣發展下去會不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和現有大國的主導地位？會不會走上歷史上後興大國與既有大國相沖突的老路？我認為，這種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完全是不必要的。
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與和平發展道路
中國之所以不會走上歷史上大國興起的老路，中國的發展道路之所以是和平的、理性的，這不僅僅是中國的主觀選擇，而且是有其客觀依據的。這種客觀性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與歷史上的大國興起不同，中國的發展具有全新的時代背景；二是與歷史上的大國不同，中國具有獨特的文化傳統，探索出一種獨特的發展模式。
第一，歷史上大國的興替與力量消長通常是在相對封閉、相對隔絕、利益相對分離的背景下發生的；今天中國的發展則是在全球一體化深入發展的新時代條件下進行的，或者說中國的發展是與全球一體化進程同步展開的。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使各國經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密切聯繫在一起，各國在利益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局面。各國日益成為一個難以分割的利益共同體。一個國家的發展以各國的共同發展為前提，而不是以犧牲或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這種利益關係的變化是當代中國與歷史上大國發展環境的最大區別。
第二，歷史上大國的興替是在戰爭手段及其毀傷力相對有限的條件下發生的，而當代中國的發展是在核時代展開的。核技術的發展使大類積聚起足以毀滅人類自身若干次的軍事能量，戰爭手段的發展已走向了戰爭目的的反面。在核時代，戰爭手段的無控制使用不能使擁有核力量的任何一方單獨獲益，只能導致共同毀滅的結局。在核時代，任何國家要想靠戰爭手段削弱別人，擴展自己的戰略利益都是不可理喻的。
第三，歷史上大國的興起通常走的是一條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靠外部資源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和進一步發展，而當代中國走的是一條內涵式的發展道路。中國不是一個資源小國，而是一個擁有足夠豐富的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有足以與世界任何民族相媲美的聰明才智，有足夠廣濶的內需市場的大國。中國把發展的基點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而不是依賴外部世界來發展自己。中國當然需要與外部世界進行必要的交換，引進資金、資源、人才與技術，但這種交換是一種互通有無、平等自願、互利互惠的關係，而不是強制性的，更不是掠奪式的。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革命將大大提高能源、資源的利用率，這就將進一步減少對資源的依賴，為中國建設節約型社會，實現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的發展模式的轉變提供重要支撐。這就將進一步減少與外部世界在發展中發生利益衝突的可能性。
第四，歷史上一個大國的興起通常實行是對外的貿易開放主義與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雙重政策，在武力打開別國大門的同時，把自己的國門關得緊緊的。而中國在發展中實行的是一條對內對外全面開放的政策。中國從實行市場經濟之始就向世界敞開了大門。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經濟接軌的情況下，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發展的一部分。中國的發展是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型經濟體的發展，是當今世界規模最大、最有開發價值與開發潛力，而且向全世界全面開放的新興市場的發展。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不但不是對立的，而且為世界的
發展注入了巨大活力，為世界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第五，歷史上一個大國的興起通常以顛覆國際體系，以新的霸權取代原有霸權為目的，而中國不是現有國際體系的挑戰者，而是建設者。中國幾乎加入了所有最主要的世界性組織，接受現有國際規則的約束，逐步完成從機制外向機制內的角色轉換。中國無意也無此必要試圖推翻現有世界體系，而是努力融入這個體系。中國不謀求任何霸權，不想取代任何人成為新的霸主。中國追求的是國際關係的民主化，是在世界格局中的平等地位與和平發展的共同機會。中國的發展是一支建設性力量的發展，不挑戰任何人的根本利益，這也是與歷史上的大國根本不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