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儘管近年來糧食產量不斷增加,但從農業勞動生產率、人均糧食消費量和我國耕地緊張狀況看,長期內糧食供需將在總體上處於偏緊的狀態。預計2010年我國人均糧食產量為409公斤,人均消費量為395公斤,這實際上構成了糧食供求的緊平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任何風吹草動都極容易引發大的糧食價格波動,並帶來相關連鎖反應,甚至影響社會穩定。1987年—1988年和1993年—1995年的兩次嚴重的通貨膨脹,都與糧食供給出現短缺、糧價大幅上漲密切相關;受2003年“非典”的影響,2004年糧食價格出現26.4%的大幅度上漲,引致食品價格上漲9.9%,拉動CPI上漲3.9%。因此,糧食價格權重在CPI中的地位不可動搖。
再次,在從糧食主導向糧食和非糧食類食品共同主導的居民消費結構轉化或升級時期,後者價格的波動在短期內更能夠給居民生活消費帶來直接的影響,對低收入群體而言更是如此。而且,價格需求彈性較大的特徵決定了非糧食類食品價格變化更容易受到生產成本上漲、市場流通不暢、遊資炒作、氣候等因素的影響。因此,近年來,非糧食類食品價格波動成為影響人們真切感受CPI變動狀況的最直接因素之一。為此,在現有的統計指標體系下,該類食品的價格權重日益重要。特別是,如果全國性“低收入群體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的發佈能夠成為現實,非糧食類食品價格波動在測度通貨膨脹水準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
基於上述特徵分析,筆者認為,可以得出現階段“我國正在進入‘食品價格決定’的通貨膨脹時期”的重要判斷。
二、“食品價格決定論”下的通貨膨脹趨勢和調控措施選擇
CPI僅僅是考量通貨膨脹的指標之一,PPI同樣重要。2010年前三季度,我國PPI同比上漲5.5%,10月、11月同比上漲5%、6.1%,這與上一輪通貨膨脹的峰值2008年8月的10.1%相比,尚有一定差距。總體判斷,目前的通貨膨脹水準,仍處於爬坡階段。當然,多種因素可能會導致本輪通貨膨脹的PPI峰值不會超過上輪通脹,包括:點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低潮抑制了我國的出口,弱化了國內總需求的快速增長。點儘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國內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投資拉動,而且,我國不斷開闢新的投資領域,如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但總體而言,目前國內還沒有形成新一輪投資快速膨脹的機制。另外,消費的主導地位遠遠沒有形成。這些同樣在弱化國內總需求的快速增長。點包括石油在內的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還沒有出現明顯的暴漲跡象。
基於PPI尚處於可容忍程度之內,人們忽略了PPI而強化了CPI在當前通貨膨脹中的重要性。據此,近期內我國的通貨膨脹發生的邏輯是,糧食供求長期偏緊態勢極大地提高了物價上漲的基礎水準,換句話說,通貨膨脹率將穩定在一定的水準之上;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導致的非糧食類食品需求的增大,一方面,受耕地面積緊張和生產成本提高的影響,會不斷提升物價上漲的基礎水準,另一方面,為過剩的流動性、人為的市場流通梗阻、多變的氣候等因素提供了機遇。該邏輯充分體現出,“實體經濟決定虛擬經濟,虛擬經濟反作用於實體經濟”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
根據“食品價格決定論”,當前的通貨膨脹決不僅僅是一個貨幣問題,宏觀調控必須遵循長短期相結合的原則,採取標本兼顧的對策。
第一,強化、硬化各類涉農政策,尤其是耕地保護政策。長期內糧食供需總體偏緊態勢,決定了穩定農業生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是有效控制通貨膨脹的最重要物質基礎,也是促進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現階段,我國的財政支援農業的力度仍不夠大,各類涉農政策在貫徹落實過程中經常被虛化,耕地保護問題更是嚴重。因此,強化、硬化涉農政策勢在必行。
第二,規範非糧食類食品市場流通秩序,減少市場流通環節,以市場價格監控倒逼新的市場流通模式。在居民消費結構升級過程中,非糧食類食品在一定時期內出現供不應求,進而引致價格上漲是一種正常現象。但是,一定時期內的供不應求,往往會吸引過多市場主體甚至政府來參與利潤分配,尤其表現在流通領域,造成流通秩序混亂,流通環節過多。這就不可避免地進一步推高價格,大幅度增加流通領域非正常利潤。事實上,這一邏輯鏈條已經完整地出現在2006年—2009年非糧食類食品價格的大幅度漲落過程中。目前已經進入上漲通道的非糧食類食品價格也正在演繹著上述邏輯鏈條。因此,規範流通秩序,減少流通環節,同時,以非糧食類食品價格監控倒逼新的市場流通模式的形成,是有效控制當前通貨膨脹的重要方面。
第三,綜合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優化信貸結構,適度收緊流動性。當前央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利率的主要政策目標是遏制房地產“資產”價格。但應該認識到,由於過剩流動性對部分非糧食類食品流通的較深介入是現階段推升CPI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說,“食品價格決定論”並不否認貨幣對於當前CPI上漲的推動作用,適度收緊流動性可成為有效控制2011年CPI漲幅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要把握好力度,搭配使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優化信貸結構,做到有收有放、調放結合。同時,適度收緊流動性對於抑制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衝擊,防止2011年PPI的過快攀升,從而導致通貨膨脹的全面爆發具有重要作用。(作者:李江濤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