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9日電／據澎湃新聞報道，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周永生也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分析道，從上世紀90年代起，日本就想要修改聯合國憲章以便成為常任理事國，此前衝擊修改憲章未成功，之後就改為採取迂回戰術，尋求盡可能多次數地當選非常任理事國，在改選時往往會做亞洲一些中小國家的工作，許諾給予援助，希望它們助日本一臂之力。但這種做法在政治上損害了一些中小國家應有的話語權，讓它們失去了表達意願的權利。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蒙古第一次為日本競選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讓路”了。蒙古數年前就提出競選2009-2010年度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日本結束2005-2006年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任期後，才宣布競選2009-2010年度非常任國。日本《朝日新聞》當時報道稱，日本在擔任非常任理事國才不到兩年即再次參與競選非常任國，實在罕見。但為順利當選，日本政府從2006年夏天就開始運作，承諾向蒙古提供3.5億日元的無償援助，並允諾擴大政府開發援助（ODA）等好處。日本外務省官員又於2006年10月進一步做工作，說“日本在聯合國的代表超過50人，為應對安理會的緊急會議，職員們都住在房租超貴的曼哈頓地區”等，從“擔任非常任理事國的經濟負擔”和“日本取而代之的強烈意願”兩個方面進行游說，又給予經濟援助，最終蒙古同意讓出了這次機會。幾年前，日本競選2016-2017年非常任理事國，同樣也出現了類似情況，與日本競爭的兩個國家先後退出了競選。
相關專家分析稱，“金錢外交”是日本對外交往的“老套路”。在競選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問題上，花錢謀事早已不是秘密。日本的所作所為，均證明日本距離其夢寐以求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基本標準還相差甚遠。武心波強調，為競選非常任理事國而利用“金錢外交”，這實際上已是日本在國際社會慣用的手段。國際社會也如同一個市場，一些國家通過利益輸送和利益交換來實現本國利益，這一點在西方國家體現得非常明顯。但國際社會不斷進化，道德層面的提升有目共睹，此背景下“金錢外交”行不通，而且日本至今還不願承認一些歷史事實，這些東西都是用金錢收買不來的。
周永生也指出，日本為了彰顯自己的大國地位，希望在安理會決策中發揮作用，擴大在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影響力。但是日本要想成為常任理事國，最根本的是聯合國憲章是否能夠得到修改，如果憲章不改，日本做再多努力也是徒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