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經陷入於這樣的窘境：一方面，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等控制貨幣數量的緊縮政策，已經造成了國內企業經營狀況的惡化；另一方面，由外匯儲備持續增加和海外原材料漲價推動的通貨膨脹仍然存在。經濟滑坡、失業率上升與通貨膨脹同時出現，中國經濟遭遇了狼在前、虎在後的圍剿，經濟政策陷於或前或後的突圍之中。“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宏觀政策發生了五次重大的方向性調整。”宏觀政策的頻繁調整既說明中國經濟陷於前狼後虎的困境，又說明中國央行始終在錯誤的貨幣政策上來回選擇而沒有找到突圍的正確路徑。
貨幣對衝造成貨幣供應結構失衡
在外匯儲備增加導致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與央行發行央票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主動緊縮之間，體現著貨幣供應量但僅僅是供應量的對衝機制。這種所謂市場化的貨幣對衝機制可以用於維持貨幣總供給與貨幣總需求之間的數量平衡，但是，在貨幣數量平衡的背後卻是貨幣供應結構的失衡。在當前的經濟現實中表現為：央行的貨幣對衝工具（如提高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僅僅是回籠因外匯儲備增加而超發的貨幣，市場仍然表現出種種流動性過剩的跡象，但是，實體經濟已經開始因“錢荒”而窒息。在此，我們需要認真分析一下貨幣對衝工具以數量平衡的名義製造貨幣供應結構失衡的過程及其後果。
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來自於外國直接投資（F D I）、貿易順差和境外熱錢，其中，60%以上的貿易順差是由在華的外商投資企業形成的。因此，可以說，中國外匯儲備主要由海外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帶來的，並最終歸屬於海外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中國外匯儲備和日本外匯儲備在歸屬權構成上存在巨大的差異）。中國因外匯儲備增加而追加發行的人民幣主要流向海外資本的在華企業和機構，但是，央行通過貨幣對衝手段回籠的人民幣資金卻是國內銀行的貸款額度以及這些貸款額度所對應的企業流動資金。
如果把二者聯繫起來可以發現，為了達到貨幣供應量在數量上平衡的目的，央行實質上把銀行系統用於國內企業流動性貸款的人民幣資金交給了海外資本所有者，結果是進入中國的美元資金越多，國內企業的人民幣資金頭寸就越緊張。面對這一貨幣流向的結構性趨勢，國內效益好的企業往往通過中外合資、出售股權或海外上市等加入美元陣營的買辦方式來規避人民幣貨幣政策的扼殺，而大部分效益一般的勞動密集型實體企業只好等待被逐步扼殺的命運。這是歷次緊縮貨幣政策導致大批民營實體企業非正常死亡的根源。這種鼓勵外資在華攻城略地、同時限制並扼殺本土資本生存的貨幣政策，主宰著當今中國的經濟金融領域。
海外資本的在華企業和在華機構屬於超越中國貨幣政策調控的“經濟租界”。國內的貨幣緊縮政策不僅無法制約這些在華國際資本的發展，而且因本土企業受到銀行資金的制約而騰挪出市場空間和產業機會，國際資本因此獲得了更好的擴張機遇。
央行實施的“匯改”政策和貨幣數量對衝工具並非免費。由於美國控制著人民幣的定價權，人民幣自“匯改”以來持續升值，因此，央行買進的美元在持續貶值，賣出的人民幣在持續升值。近年來中國央行一直在從事著這項虧本的貨幣交易。這部分虧損最後是由國內納稅人和儲戶來承擔的。在全球貨幣博弈中，中國央行不斷買入持續貶值的美元、賣出持續升值的人民幣，充當著“中國財富全球輸出”的角色。
中國緊縮的貨幣政策客觀上配合了美國寬鬆的貨幣政策，使中國成為美元的主要洩洪區。緊張的人民幣供應與寬鬆的美國貨幣供應之間形成了巨大的貨幣供應落差，這種貨幣供應落差不僅體現於貨幣供應的數量上，而且體現於貨幣供應的價格（即利率）上，30%以上的民間利率和180%的民間過橋資金利率同樣構成吸引熱錢套利的巨大驅動力。隨著國際資本的進一步湧入，中國資本項目的大量順差又成為美國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的借口，人民幣供應緊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構成人民幣升值的推動力。
對策——重新掌控人民幣的話語權和定價權
擺脫中國貨幣政策惡性循環的根本出路在於中國政府需要重新掌控人民幣的話語權和定價權，需要主導和控制本國貨幣的發行權，需要嚴格執行獨立自主的大國方略。通過一系列系統性的、前瞻性、有彈性的經濟金融政策設計，牢牢控制國家的貨幣發行自主權和貨幣定價自主權。
第一、通過金融理論研究，建立和掌握人民幣匯率的話語體系。
貿易順差不是匯率升值的主要依據，貿易逆差也未必成為貶值的主要依據。美元、日元、歐元的匯率走勢與貿易順逆差之間從來不存在線性的對應關係。美元既在貿易逆差中貶值，也在逆差中升值。美元升值和貶值完全根據其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根據華爾街操縱全球美元流向的需要，根據金融資本操縱石油等大宗商品現貨與期貨價格走勢的需要。美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匯率操縱國。美元匯率波動從來不是與美國貿易狀況掛鈎，但是美國政府和國會卻將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貿易狀況掛鈎，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和強盜邏輯。中國理應拒絕。同時，中國應該建立一個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匯率話語體系來控制人民幣匯率的話語權，不要人雲亦雲。
第二、人民幣應該盡快選擇貶值作為人民幣匯率的未來運動方向。
以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減輕國際資本湧入中國的壓力。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應該與CPI上漲幅度掛鈎，同時與存款利率提高幅度掛鈎。人民幣貶值可以為加息打開空間。
第三、調整和重估人民幣匯率，人民幣需要進入3－5年的貶值期。
人民幣匯率走了7年的上升行情，現在應該進入3－5年的下跌行情了。除了美元貶值因素之外，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是國內農副產品、生產用地、勞動力價格、電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和環境保護投入不足所造成的。這些生產因素價格和環保投入向上合理調整的過程就是人民幣匯率貶值和重估的過程。理論上分析，出口企業生產要素和環保投入所形成的綜合成本上升10%，相應地，人民幣匯率需要貶值10%。生產要素價格和環保投入的調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預計需要3－5年的時間，因此，人民幣匯率的貶值也需要3－5年。
第四、人民幣貶值政策需要關稅政策的配套。
人民幣匯率屬於宏觀經濟的總量指標。實施人民幣貶值政策需要結構性的關稅政策與之配套。比如，在面臨某些國家的政府壓力時，可以通過主動提高中國對該國的全部或部分出口商品的關稅，抑制對該國的貿易順差，以此形成出口政策的彈性；在人民幣貶值過程中，也可以提高一部分限制性產業和限制性產品的出口關稅，以此來抑制高能耗、資源類產品的出口。中國出口額60%以上是在華跨國公司形成的，因此，通過提高針對某些國家或某些產品的出口關稅來配合人民幣貶值政策、國內利率調整政策和貨幣投放政策，是完全值得的。
第五、繼續實行資本項目管制，以此配合人民幣的貶值周期。
迄今為止，國際資本在與中國的博弈過程中始終掌握著主動權。目前，國際資本已經開始布局其第二階段的戰略。其信號之一是：美國政府不僅要求人民幣繼續升值，而且要求中國政府實行資本項目開放。
其實，只要條件成熟，人民幣可以在全世界流通並與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進行兌換，但未必要跟中國儲備的美元資產掛鈎，正如美元目前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並沒有與美國的黃金儲備掛鈎一樣。在華的國際資本所獲得的人民幣資產和利潤，可以在中國國內通過資產交易方式換取貨幣形態的人民幣紙幣帶到境外。這才是真正的人民幣國際化措施。因此，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僅現在要管制，以後也要管制。以配合人民幣的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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