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畢殿龍 評論員
兩岸都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要想營造和保有這樣的環境，兩岸和平穩定就必須制度化。而制度化最表象特征，就是一個能被兩岸共同誠信恪守的和平協議框架。有這樣的需要，並非就一定有實現的可能，有實現的可能，就需要有解決簽訂兩岸和平框架協議，主要困擾問題的智慧、勇氣，以及超越政黨利益的胸懷和大中華崛起的歷史使命感。
除了兩岸制度和民意存在巨大的不同之外，兩岸和平框架協議的簽訂，也應當解決幾個面向的主要問題。
其一，兩岸對主權的認知和堅持。儘管台灣方面近年來，一再凸顯，其主權主張限於實際控制的台灣本島及澎湖金馬等。但“中華民國憲法”卻主張的是包括外蒙在內的1141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也就是說，台灣方面某些方面並不認同蒙古的獨立，和清朝沙皇俄國對中國100多萬平方公里領土的侵占。即便大陸方面，歷史教科書中，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俄國侵占的領土仍然耿耿於懷。
當然，台灣方面這樣堅持也並非真的對這些領土有興趣，或者表示比他人更愛國。但這絕對是以攻為守的籌碼之一。台灣適當用一下應是應有之意。但如果過於堅持，讓大陸方面過於難堪，就失去了簽訂和平協議的誠意。
從另外一個層面說，台灣方面如果這樣堅持，並非完全沒有好處。這種領土主張的交叉，至少還為未來中國版圖的重整留下希望，也能夠讓大陸不違背已經成為既成事實的協議。所以，最可能的是，兩岸會彼此尊重彼此領土的堅持。雙方不會在這個問題上有太多的糾纏。
在領土領海方面，雙方結盟的可能性不大，也沒有更多、更有利的意涵要求這樣做。但強調各自堅持，形成事實上的遙相呼應。尤其是台灣，要利用自己特殊和有利的戰略位置和超然身份，在東海，尤其是南海問題發揮更積極影響，從而舒緩大陸在該區域的戰略壓力，和平協議才能夠稱得上長期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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