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細秀的幾個兒子兒媳選擇外出打工大多迫於生活的壓力和債務壓力。他的兩個兒子算了一筆賬，相比於在家種地，那就只能保證填飽肚子，他們這一大家人，總共大約有2畝多地，現在荒廢了不少，只剩一畝八分地，“我們就種水稻，一畝地一年能掙個三四百元，只能保證自己不去外面買糧食，根本不能掙到錢，更別說還債了”。結果還是打工更好。在外打工，苦點累點，但夫妻兩人一天能掙100元。而在像深圳這種機會較大的地方，夫妻兩人一年省吃儉用能攢下3萬元錢。
近些年來的打工潮流越來越大，大多農村的中青年普遍認為城市的機會更多，賺的錢更多，於是相比守著固定的幾畝田地，他們選擇了背井離鄉的打工。從另一方面說，年親的父母也是為了孩子的生活能過得更好，才不得不忍心丟下自己的孩子。其實被留守的孩子不僅心中有一道傷，父母也飽嘗著思念之苦。
寧波奉化市蕭王廟鎮滕頭村黨委書記傅企平來自基層農村，他曾說過，儘管許多城市建了不少民工子弟學校，專門解決進城務工人員的子女就讀問題，但相比大量隨父母來到城市的農村孩子而言，民工子弟學校的數量還遠遠不夠。杭州、寧波等浙江絕大多數城市的中小學，已對農民工子女開放，但這些學校首先要確保本學區的城市居民子女的入學，往往到了最後，學校已無力接納農民工子女。農民工賺的錢本來就不多，為了孩子能在城市裡有書讀，不得不以走讀生的身份，另外交納擇校費換得“一席之地”。沒有錢的，只好讓孩子繼續留在農村老家。
既然“空巢村”的現象不能避免，那我們就要更加重視留守兒童的問題。起碼要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當一個村子裡年輕人幾乎都出去打工，村幹部就應該合理安排，加大年輕班子的值班和巡邏，並且加強危機預防機制和危機解決機制，確保像江西宜春市區留守兒童溺亡的悲劇不再發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