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假羊毛衫的農民李清，改判了。因在淘寶銷售假羊毛衫，李清一審被鄂爾多斯法院裁決：服刑5年、罰款2151萬。現二審審定：刑期改4年半，罰款199.18萬元。據李清律師稱，李清實際賣了400多件假貨，4個月一共也就賺了1萬左右。
同樣的案件，不同的時間，審判下來的結果居然可以天壤之別。前者2151萬餘元，後者199萬餘元是鄂爾多斯中級人民法院重審後的判決數額。責罰雖10倍縮水，仍難逃輿論對其公平與正義的質疑。相反，正是這變數如此大的空間，讓公眾充滿了各種遐想。
賣假貨，該不該罰，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如果都可以容忍，只能說這個社會病入膏肓。然而，到底該怎麼罰？這才是關鍵所在。賣假羊毛衫的農民遭遇天價罰單，卻像是一個冷笑話一般像我們展示了執法所謂的公平公正。也難怪此事一經媒體報道，便引發了公眾關注，甚至引發輿論同情。
緣何公眾會對這個賣假羊毛衫的小販同情？首先，他既不是廠家，也不是批發的龍頭，也就是在跨省打假的時候，反應慢了一點，溜得慢了一點而已。卻就這樣成了殺雞儆猴的典型。這多少讓人值得惋惜——而這種存在於公眾之中的惋惜之情，卻似乎向公眾傳遞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信息，那就是——賣假貨只要跑得快就行，只要不成為那只雞就行；賣假貨的被懲罰了，反省的必然不會是自己賣假貨了，而是自己反應太慢了，沒有跑得快，如果還有下次，一定要有多快跑多快……如此一來，執法又如何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另外在執法的細節上，就有許多值得質疑的地方。比如這數量問題，判決認定李清假冒“鄂爾多斯”毛衫21754件、假冒“恒源祥”毛衫4433件，這李清之妻的話來說，“我們那麼小的店子根本容納不下那麼多件衣服”，這是不是說明，有關部門真的“將所有查處的假冒羊毛衫都算在我丈夫(李清)的頭上”？另外就是這個以吊牌價來計算銷售收入的問題，試想一下，就連商場百貨都天天吆喝著打折買贈的，這誰會傻到去廉價批發市場還花吊牌價買“高檔羊毛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