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光把板子打在幼兒園的身上顯然有失偏頗。畢竟，幼兒園對於這種政策的制定影響力不大，他們只是執行上級教育部門的政策。從占有社會資源的優劣來看，個體經營戶、購房戶等群體顯然比機關單位公務員要弱勢很多。上級教育部門做出這種教育資源向公務員等“強勢群體”傾斜的政策，顯然有悖於教育資源均衡化分布，有悖於社會公平正義。
由父母身份地位決定子女入學先後順序，體現了教育資源占有方面的“馬太效應”，其背後則折射出當今教育資源分布情況的不均衡病態。且不說城鄉二元化帶來的城鄉教育資源分布失衡，即便是城鎮內部和鄉村內部，教育資源分布也呈現不同程度的不均衡現象。從媒體報道以及筆者生活中所見，政府機關幼兒園顯然是一個普遍性的事物，在全國各地都能見到。這些幼兒園或者專門標出“僅限於政府機關單位公務員子女”，或者是公務員子女優先選擇，至於其他普通民眾，則只好望“園”興嘆了。在很多人看來，這種情況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可以算作公務員的一種隱性福利，即子女優先獲得優勢教育資源的權利，這或許也可以從側面解釋“公務員熱”何以如此長盛不衰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招生看家長身份地位”這種明顯有違公平的事情，顯然已經觸犯了公眾追求公平正義的公民精神，割裂了社會不同階層之間的關係，對於構建和諧社會格局顯然有著不小的害處。從長遠看，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加大教育投入，促進教育資源的均衡化分布，並考慮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切實保證適齡兒童受教育的權利。從更宏闊的背景來說，建立健全公平正義的社會普遍運行規則更重要。不論身份、地位和背景，保證每個個體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是社會健康有序運行的重要前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