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提高經濟增速下降的容忍度是正確處理短期穩增長與解決中長期問題的客觀要求。沒有經濟增速下降容忍度的提高，不但推進各項改革阻力大，而且容易貽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機遇。“十二五”期間GDP年均增速7%目標之下，穩妥情況下後三年平均按6%考量是充分考慮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可能面臨的各項困難後的合理選擇。
第四，面對可能出現的大量企業倒閉和失業問題，實施積極的行業兼並整合政策，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大失業人員救濟與再就業培訓工作力度，全方位推進人性化社會管理工作，緩解和穩定可能對社會穩定造成的壓力。
第五，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目標，啟動徹底的資源配置結構改革，重點方面包括中央地方分權架構的重新設計，以官員財產公示為突破口的新型反腐敗治理體系建設，國有壟斷部門與行政審批權限的改革，地方債務整體解決方案與金融體系安全，集約高效型的基礎設施投資，利率市場化與匯率形成機制等方面。
第六，減稅可以較好的平滑經濟下行調整所帶來的痛苦。但在中國，減稅實質為減支。中國政府減支的空間巨大，龐大低效的公務員隊伍開支、維護社會穩定開支、三公消費、數量不小並且低效的產業與區域政策以及各類虛假性高新技術企業所形成的財政補貼等方面應該是重點減支方向。
最後，韓國在1997年和2008年兩次金融危機中雖然受到比較嚴重的衝擊，但是，韓國通過短期政策來穩定宏觀經濟的同時，更加注重對中長期問題的解決並且採取了堅決的改革措施，較好的處理了政府干預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強力推進政府主導型經濟向市場自律型經濟的轉變，較為系統的進行了腐敗與國企壟斷治理，積極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進一步完善金融體制與監管機制等。當前我國所面臨的內外正處於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應該充分重視與借鑒韓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的成功經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