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倡議書全文：
尊敬的馬英九主席：
您好！我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名基層黨員，長期關注和研究兩岸問題。我倡議：以中華共識取代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已經達成二十周年了，兩岸都在舉辦各種各樣的活動進行紀念。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兩岸曾在一九九三年舉行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開啟了兩岸對話協商的新局。也是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兩岸關係還出現過李登輝先生執政後期的惡語相向，以及陳水扁上台後的劍拔弩張。這一點能夠說明，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兩岸關係，仍潛藏著較大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要想維持兩岸長久的和平與繁榮，必須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尋求新的突破。貴黨重新執政的四年多來，國共兩黨均堅持九二共識是兩岸對話協商的政治基礎，民進黨則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九二共識的內涵是兩岸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其精髓是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國共兩黨也不可否認，兩岸雙方在九二共識“一個中國”的涵義上仍然存在分歧，不要說民進黨人士對九二共識存在質疑，就連我這個共產黨人也認為九二共識只是一個沒有政治共識的虛擬共識。不過，也正是這個擱置爭議的虛擬共識為兩岸創造了一個模糊的對話協商空間，才有了貴黨重新執政後兩岸十八項協議的達成，為兩岸謀求政治共識奠定了基礎，累積了互信。而且，在九二虛擬共識的基礎上，兩岸只可以商討“先易”的經濟文化議題，而不能應對未來“後難”的兩岸政治軍事外交等後續議題的新挑戰，因為其政治基礎只是口頭的，太脆弱，一旦遇到實質問題就會有麻煩。如今，兩岸關係已經進入由淺入深的關鍵時期，政治難題開始逐漸浮上台面，擱置爭議的九二共識該是退出兩岸和解舞台的時候了。因此，國共兩黨及兩岸雙方很有必要以紀念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為契機，展開探討，逐步形成一個超越並取代九二共識的具有實質內容的新共識。在九二共識這一問題上，執政兩岸的國共兩黨領導人都應該拋開政治上的歧見，擴大自身的政治格局，以博大仁愛的胸襟和前瞻務實的視角，認真看待和分析民進黨人士和其他的不同意見，勇敢面對並消除各種質疑。只有這樣，才有利於盡早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兩岸新共識，使兩岸對話協商的的政治基礎更加堅實。
怎樣才能達成國、民、共三方都能接受的兩岸新共識，進而推動兩岸早日實現政治和解呢？我們首先要找到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症結。我始終認為，真正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因素有兩個：一是貴黨堅定捍衛的“中華民國”與我黨領導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主權對立。這種對立是國共內戰遺留下來的，也是兩岸實現和平的主要矛盾，只是在國共兩黨“擱置政治爭議，共創經濟雙贏”的和解策略下，這種對立目前表面上被淡化了。二是大陸強烈反對民族分裂的統一意識與台灣社會依然嚴重的台獨意識之間的統獨對立。這種對立是兩岸分治後衍生的，是兩岸實現和平的次要矛盾，只是當台獨活動猖獗時，兩岸會將焦點集中在統獨對立上。只要台灣沒有拋棄“中華民國”實現獨立，這兩種矛盾的主次關係就不會發生改變，過去是，現在仍是。破解兩岸主權對立能夠將愛鄉愛台的台灣意識與分裂中國的台獨意識分離，有利於壓縮台獨意識的存活空間，使之迅速邊緣化。反過來，化解兩岸統獨對立能夠減少破解兩岸主權對立的外部阻力。因此，阻礙兩岸政治和解的主要矛盾，存在於依舊沒有化解內戰敵對思維的國共兩黨之間，而不能把責任完全推卸給主張台獨的民進黨，要破解兩岸實現政治和解的主要矛盾，還是要靠執政兩岸的國共兩黨，解鈴還需系鈴人。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貴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先生在國共會談上首度提出“一國兩區”概念，與大陸確立“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共同政治基礎，引發了海峽兩岸的高度關注。吳榮譽主席的上述立場，是受馬主席的委托，向我黨胡錦濤總書記當面表達的，這也是貴黨執政團隊與大陸展開政治對話的政策基礎。貴黨一再堅稱“一個中國”是指“中華民國”，“一國兩區”的法理依據是“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而憲法和法律是國家主權的重要象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推翻“中華民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大陸無條件接受“一國兩區”，就等於完全承認“中華民國”，這不僅違背兩岸都在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也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如果大陸對“一國兩區”不能給予積極回應，等於把貴黨剛想開啟的兩岸政治談判大門又給關上。因此，兩岸必須提出一套既包容又超越貴黨“一國兩區”的全新政策主張，才能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開創出兩岸和平共贏的新局面。
兩岸現在擱置的，未來仍將繞不開的，也是兩岸破解難度最大的政治爭議，就是兩岸的主權對立。為了打破兩岸主權對立僵局，兩岸四地和海外華人中的有識之士都在積極尋求破解良策。貴黨多次堅稱“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並再三呼籲大陸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大陸若不顧及貴黨的這一政治訴求，繼續擱置政治爭議，就無法在兩岸政治議題上找到突破口。兩岸要破解主權對立的難題，就必須尊重兩岸當前的政治現狀，找出兩岸主權對立的病因。目前兩岸最大的政治現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地區行使治權，已經得到聯合國和171個國家承認，而“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行使治權，仍有23個國家承認，兩岸憲法規定的領土範圍雖然都涵蓋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但兩岸在一九四九年以後都沒在對岸行使過治權。兩岸若把治權等同於主權，就會造成兩個中國，而兩岸任何一方說自己擁有對岸主權又都不能令對岸和國際社會信服。只要兩岸都能正視這一政治現實，兩岸的政治對立就比較容易破解。兩岸政治對立的病因在於，兩岸都沒有完全落實，國共兩黨共同尊崇的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主權在民”的政治主張，兩岸憲法規定的領土範圍雖然都涵蓋台灣地區和大陸地區，並且不容分割，卻不能把生活在這兩塊土地上的人民放在首位。只要執政兩岸的國共兩黨都能落實“主權在民”的憲法精神，用一句簡潔的話，就是把兩岸主權交還給兩岸人民，兩岸的政治對立就能迎刃破解。
基於此，我倡議“以中華民族主權凝聚兩岸主權共識”。即：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主權屬於包括二千三百萬台灣同胞和十三億大陸同胞在內的兩岸人民，兩岸主權統稱中華民族主權，中華民族主權由兩岸人民共享，兩岸的前途與未來應由兩岸人民共同決定。中華民族主權將兩岸主權和治權暫時分離，兩岸主權交還給兩岸人民，治權分屬兩岸，並對兩岸關係的政治定位採取內外有別的策略：在國際上，中華民族主權只有一個，只要兩岸人民都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中華民族主權就沒有分裂，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兩岸應在外交休戰的基礎上，繼續奉行一個中國原則，不能搞雙重承認。在現有的23個“中華民國”邦交國中，由“中華民國”代表中華民族主權，大陸地區與“中華民國”邦交國交往時，涉及主權的事務應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解決； 在聯合國和現有的171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中，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華民族主權，台灣地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交往時，涉及主權的事務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下解決。換成直白的話，在聯合國和現有的171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中，台灣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域。在現有的23個“中華民國”邦交國中，大陸要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大陸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域。兩岸最高領導人，即“中華民國”總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都可行走任何國際場合。若是在聯合國和現有的171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仍舊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名義，“中華民國”總統就只能用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名義；若是在現有的23個“中華民國”邦交國，“中華民國”總統仍舊用“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就只能用中國大陸地區領導人的名義。由於兩岸不能搞雙重承認，表面上出現兩個合法的中國，實際上對外仍是一個中國，符合“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就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關係的特殊之處。這是兩岸和解的特殊歷史時期的臨時的政治定位，也是一種尊重兩岸政治現狀的務實的解決方案。這樣，兩岸彼此都能擁有對岸的外交空間，從而解決台灣同胞關心的國際生存空間問題，同時也擴大了大陸的外交空間。在此基礎上，兩岸可以繼續維持不統不獨的現狀，通過理性溝通和不斷交流，逐步實現兩岸主流民意的融合。
而在中國境內，統治台灣地區的“中華民國”和統治大陸地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均是中華民族主權框架下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兩岸關係是地區與地區的關係，兩岸政府都將主權還給兩岸人民了，沒有必要相互承認對方主權，而應當相互承認對方治權（兩岸兩會模式其實已經間接地相互承認了對方的治權），仍以兩岸兩會模式商談兩岸和平協議、軍事合作等後續議題。由於兩岸不搞主權相互承認，兩岸政府軍隊官員未來的接觸都只能繼續以兩岸兩會顧問的名義。兩岸最高領導人，即“中華民國”總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也都是政府公務員，可用兩岸兩會最高顧問的名義進行接觸。在中國境內各自的正式文書中，仍按照現在的“一中各表”模糊處理，大陸繼續稱呼“中華民國”總統為台灣地區領導人，台灣繼續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為大陸地區領導人；兩岸最高領導人見面，無論是在台灣，還是在大陸，邀請函和公開場合都相互稱呼對方“先生”或“您”，只要體現對等即可。兩岸關係融洽到一定程度，兩岸最高領導人見面相互口頭稱呼對方“總統”“主席”也無傷大雅，在滿清皇朝滅亡後的一百年間，中國就沒有完全實現過真正的統一。上世紀初孫中山和袁世凱第一次見面時，也是“孫大總統萬歲”“袁大總統萬歲”互喊，一個“中華民國”出了兩個大總統，能有什麼妨礙？兩岸不論在國際上不搞雙重承認 ，還是在國內不搞主權相互承認，都是為了避免造成兩個實質分裂的中國，這樣就把兩岸關係從“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對立階段推進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階段。時機成熟，執政兩岸的國共兩黨可以聯合倡議，成立由兩岸四地各黨各派和社會各界代表人士組成的隱形的政治聯盟——中華文化復興聯盟，以應對兩岸融合過程中的新問題和新挑戰。
中華民族主權緊緊抓住阻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要矛盾，打破“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固有的主權觀念，以民為本，為兩岸設置一個最大公約數。以中華民族主權為基礎，兩岸可以搭建一個將兩岸重叠主權合二為一的民主的和平架構，為兩岸主權對立提出破解之道，這不僅符合大陸追求國家統一的願望，也符合台灣“主權在民”的憲法精神，並且能夠滿足當前台灣社會希望維持現狀的政治訴求。兩岸分治後的主權對立本身就是國共內戰造成的，國共兩黨理應負起民族和解的責任，率先接受中華民族主權，然後再引導兩岸雙方接受並達成中華民族主權共識（簡稱中華共識），並將具體內容寫進未來的兩岸和平協議。只要國共兩黨接受中華民族主權，民進黨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中華民族主權，放棄台獨主張。可以試想：兩岸主權對立時，民進黨的台獨訴求尚且不能實現，一旦兩岸重叠主權合二為一，哪裡還會有台獨勢力的生存空間？另外，中華民族主權包容兩國論，民進黨也應該沒有強烈抵制的理由。
中華民族主權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組成的主權聯盟，是兩岸統一之前特殊歷史時期的臨時架構，也是未來統一的中國的雛形。中華民族主權不同於中華聯邦，聯邦是由主權獨立國家組成的。譬如，澳大利亞是英聯邦國家，但澳大利亞擁有獨立的國家主權。中華民族主權有點類似但也不同於國家聯盟，兩岸接受中華民族主權後，“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把主權交還給兩岸人民，都不再是各自聲稱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而只是中華民族主權框架下的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就像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前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一樣，都沒有獨立的國家主權，只是一個政治實體。不同的是，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不能代表蘇聯，而中華民族主權框架下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各自的邦（建）交國中能夠代表中華民族主權。中華民族主權是對鄧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繼承和超越。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種社會制度。而中華民族主權是一個中華民族，兩個互不隸屬、都把主權交還給人民、只有治權的中國，在這兩個中國實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中華民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問題不同於香港和澳門問題，香港和澳門問題的解決是中國和殖民國家之間的主權移交，而台灣問題的解決是中國內部主權爭議破解後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提出，成功化解社資兩種社會制度的爭議，順利收回了香港和澳門；中華民族主權的提出，能夠破解兩岸難度最大的主權爭議，也必將推動兩岸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兩岸都接受中華民族主權後，我希望兩岸四地的同胞及海外華人實現中華民族的大融合，逐步形成一種兼具台灣資本主義制度和大陸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能夠實現社資兩種社會制度優勢互補的新型社會制度。社資兩種社會制度都是外國人發明的，而這種新型社會制度是我們兩岸中國人集體創造的。因此，中華民族主權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以中華民族主權凝聚兩岸主權共識的設想是我充分研究和分析國、共、民三黨創建以來各個時期的政黨關係，沿著並理順兩岸分治後的歷史脈絡，以及摸准兩岸雙方的接受底線後開創性提出的。中華民族主權既是未來統一中國的雛形，也是中國主權的換一種叫法。“中華民族主權”和“中國主權”在大陸民眾看來是一樣的，但在台灣民眾眼裡就大不相同。由於大陸過去一直不承認“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社會又處於強勢地位，現在很多的台灣民眾已經認為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因此，大陸人一提中國，台灣民眾自然就會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奧運會台灣代表團的名稱上曾鬧出風波就是一例。使用中華民族主權這一新名詞，有利於消除台灣社會的種種疑慮，減緩兩岸政治談判的外部阻力。當前，貴黨的兩岸政策基本沿襲兩蔣時代的一個“中華民國”思維，有中國觀但缺乏國際觀，若以貴黨定位的兩岸是“地區與地區”的關係，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只能夠與大陸解決兩岸和平問題，而不能解決兩岸與他國的國際關係問題；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沿襲的是李扁時代的“兩國論”思維，有國際觀但缺少中國觀，若以民進黨定位的兩岸是“國家與國家”的關係，能夠解決兩岸與他國的國際關係問題，但不能解決兩岸的和平問題，國民兩黨的兩岸政策都與大陸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下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對台政策沒有交集。若把貴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和民進黨的“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台灣共識相加起來，再與大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一個中國原則相對接，就是我倡議的中華共識的全部內涵。換句話說，中華共識包容國、民、共三黨的兩岸政策，是一個國、民、共三黨都能接受的兩岸和解共贏方案。
中華共識達成的重點和難點在於兩岸都要做出讓步，尊重和有限承認對岸政權，這牽及雙方兩岸政策的重大調整。執政台灣的國民黨做出這樣的決策，在台灣肯定會背負“傾中賣台”的罵名；執政大陸的共產黨做出這樣的決策，在大陸也會被指責為“向早已被推翻的‘中華民國’投降”，難度之大是可以預見的。政治議題再難，兩岸終歸還是要面對。早在李登輝先生主政期間，在闡述“兩國論”時，就已作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的統治權”的政策宣示，台灣方面有限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有社會基礎的，現在該是大陸展現和解誠意和魄力，正視和有限承認“中華民國”的時候了。為了兩岸民眾的福祉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雙方都各退一步，兩岸的和平曙光就會立呈世人面前，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歷史偉業。
在這裡，我想特別對“兩國論”談點個人看法。“兩國論”是由蔡英文女士擔任召集人的“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提出的，當時主政的李登輝先生照單采納，並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對外政策宣示，目的是強化“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而捍衛“中華民國”主權是兩蔣時代國民黨的堅持，也是後來直至現在台灣朝野的共識 。以我個人的觀點，“兩國論”不僅不是一個分裂主張，還是兩岸和解過程中的一項非常有價值的創造，最起碼是對“你排斥我，我排斥你”的兩岸各自堅持“一個中國”的大膽超越，假如以兩蔣時代沿襲下來的貴黨如今仍在堅持的一個中國思維，要大陸完全承認“中華民國”，大陸更加不能接受。在台灣不願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中央政府，大陸更不願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央政府，而且還要處理兩岸和他國的國際關係的情況下，只有“兩國論”才能為兩岸和平提供可能。
如果國共兩黨不能正視，原本是由李登輝先生主導的國民黨提出的，民進黨現在仍在堅持的“兩國論”，兩岸雙方在一個中國的涵義上就永遠不會產生交集。但“兩國論”會產生一個嚴肅的問題，假如兩岸都完全承認對岸是一個國家，那就成了兩個中國。為了不造成兩個實質分裂的中國，就要附加一個“把兩岸主權還給兩岸人民”的前提，在中國代表權（或叫中華民族主權的代表）問題上，尊重現狀，兩岸相互有限承認，但不能搞雙重承認，這就能夠在國際上解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問題。其實，民進黨的“兩國論”附加上“主權還給兩岸人民，兩岸相互有限承認，但不能搞雙重承認”的前提就是貴黨升華版的“一中各表”，即“一個中華民族主權”（實質就是一個中國主權換個說法），兩岸在各自的邦（建）交國中分別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表述，只要兩岸在中國境內不搞主權相互承認，在國際上不搞雙重承認，就不會造成兩個實質分裂的中國。貴黨這個升華版的“一中各表”再與我黨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相對接，就包含了國、民、共三黨的兩岸政策，形成三黨共識，這就是我倡導的“中華共識”。為了把問題說明白，我再換一種說法。貴黨的“一中各表”就是沒有兩岸政治共識的“兩國論”，在這個“兩國論”之上搭建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兩岸相互有限承認的和平框架，就是中華民族主權框架，在中華民族主權框架下達成國、民、共三黨共識，就是以中華民族主權凝聚起來的兩岸主權共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