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僅僅台灣那邊達成共識，一個巴掌也是拍不響的。大陸這邊也需要為兩岸的政治談判作一些準備。比如，今後有可能的兩岸談判議題要談什麼？兩岸之間的政治談判最終目的是什麼？如何一邊照顧台灣民眾關切，又綜合考慮大多數大陸民眾的關切？
此外，假如台灣那邊要什麼，我們又能給予什麼，什麼能妥協什麼是不能妥協的？兩岸的政治談判前提是什麼，除了“一個中國原則”、“九二共識”、“一中架構”，或還有什麼新思維？另外，“辜汪會談”留下來的原則性精髓在今後的兩岸談判還有什麼可以借鑒和發揚的地方？如此種種，都是大陸這邊必須考慮或面對的問題。
另外，我們也必須面對這一問題，誰和我們談？海協會和海基會嗎？從法理上來說，作為兩岸事務性協商的兩會制度性溝通交流機制，兩會還沒有能夠擔負兩岸政治談判的權利職責；僅從台灣方面，海基會還沒有這個授權。即使能利用兩會機制啟動兩岸政治談判，哪方面來代表簽定政治協議也是個問題，至少台灣方面就存在這個問題。當然，在談判細節中，名稱定位就有問題，是“北京中國”對“台北中國”，還是什麼名義？政治符號的問題，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有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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