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點上，親民黨、民進黨有過之而無不及。宋楚瑜先生因一己私利，把個人欲望淩駕在國民黨組織之上，由於其影響力有限，無法控制國民黨，所以，宋楚瑜選擇了出走，帶領他的派系人物，另組新黨，導致國民黨的分裂，使國民黨失去執政權。當然，這也不能說宋楚瑜是國民黨的罪人，但他利用政黨游戲規則確實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樣的政治人物本，也就不值得信任，因此，親民黨的每況愈下也就很好理解了。一個國民黨的叛徒當然不希望國民黨越來越好，以證明自己的正確，因而一有風吹草動就匆忙跳出來，指責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不能那麼沒有人性”。事實上，如果對破壞司法的置法律於不顧講所謂的人性（在這裡，人性等於人情），對台灣的百姓而言那將是“情何以堪”。一個為“台獨”而“台獨”的民進黨，基本沒有現代政治理念，雖然民進黨保有法律人的傳統，但他們的法律知識卻是用來與國民黨的鬥爭，而不是用來促進民進黨的現代轉型。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總召柯建銘陷入“關說”案，民進黨不僅不予調查以分清是非，民進黨卻第一時間即聲稱這是國民黨內鬥的亂象，以轉移焦點，為柯建銘卸責。民進黨大佬游錫堃更是火上澆油，希望王金平帶領20位“立委”出走，組建“台灣國民黨”，讓馬英九陷入“朝小野大”的困局，使馬繼“無能”、“笨拙”之後再度成為笑話。由此觀之，台灣的政黨已喪失了最起碼的從政底綫，在黨與“地區”面前，赤裸裸地選擇“黨”，置地區利益於不顧，綁架全體台灣人民，這是台灣政治的真正可怕之處。
或許我對馬英九先生高看了，但從馬英九先生所謂“不粘鍋”的稱號可以看出馬英九對法律的信仰、對法治的維護的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作為自己的使命。對此，一切以為自己是維護民主和法治的人都應對馬英九先生抱以敬意，盡管說馬英九的選擇和決定可能是無情的，然而，面對法律，如果信仰法律和法治的話，都應做出這樣的決定。
不甘寂寞、唯恐天下不亂的李敖也跳了出來。從一定意義上說，王金平“關說案”是國民黨的內部事務，一個非國民黨人本不應說三道四，當然如果從維護法治的角度來進行討論，那也不失公允。遺憾的是，李敖先生非但不維護法律的權威和法律的統治，反而認為“王金平這件關說案并沒有什麼，王金平只是幫柯建銘一個忙過關，一來一往的交際讓‘立法院’運作更正常”，所以，李敖先生認為“馬英九不適合搞政治”。在李敖先生看來，政黨協商本身是違反“立法院”紀律，違反民主政治的。王金平公然違反紀律堅持政黨協商，且政黨協商是王金平說了算，幫了馬英九、國民黨很多忙。所以，國民黨也好，馬英九也好，對王金平先生非但不應予以處理，反而應該感激。在這裡，李敖先生犯了一個錯誤，政黨協商是現代政黨政治的內在要求。政黨協商的權力不在王金平手上，而是在馬英九和“立法院”的國民黨團手中，如果王金平兼任國民黨立法院黨團負責人還有此職責，如果沒有兼任，王金平只能是一個操弄政治的傳統的老派的政治人物，說王金平是政客也未嘗不可的。
台灣的民主與法治，學界不少人都是極力推崇的，并認為台灣的憲政為中國大陸地區的政治改革提供了一個參照。對此，我是不以為然的。台灣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走憲政之路，那是內在要求，不走不可，非走不行，否則，就不是資本主義制度了。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台灣的憲政并不是看上去那麼美的。馬英九嚴處王金平“關說”案所引出的藍、綠各色人物的紛紛表演，顯示出台灣的政黨只不過是一個政治 權謀組織，既無信仰，也無價值。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是以獲得選舉之勝利為第一要務。獲勝的一方則是瓜分權利，平衡派系，以維持政黨內部的派系平衡。失敗的一方則是不甘心失敗，不去了解人民，不去研究人民，不進行自我反省，反而是不斷的挑起鬥爭，“我失敗了，也不能讓勝利的一方順利執政”。
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我不好過，也不會讓你好活”的政治思維，說穿了還是中國傳統政治在台灣的延續。所以，國民黨也好，民進黨也好，他們都不是現代政黨，至少沒有願賭服輸的現代政黨的基本素質。所以，台灣政治呈現出的就是沒有理性，沒有追求，沒有規則，你方唱罷我登場，看起來熱熱鬧鬧，實則是一塌糊塗，既無序，也無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