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力介入是近代中國新陳代謝的條件，中國人反帝求生的意志卻又是他承先啟後的發展依據。是以驅逐了日本，繼而要排除美國對中國兩岸搞雙邊遏制的消極影響。儘管美日兩國在中國領土上的殖民遺害超過百年，遍及學術、思想、文化、乃至集體人格等，短期內難以全面清理；但首先要求政治上的主權完整獨立，才能持續推進其他方面的掃毒工作。這種任務，只能由中國人自己來擔當；當然，任務反面的馬前卒角色，也會是中國人。於是，兩岸關係除非訴諸武力解決，否則只有政治談判一途。而造成兩岸“特殊關係”的既是國共雙方，則國共進行政治談判是理所當然的優先解決方式。
回顧歷史，國共鬥爭也曾經過談判，名曰“政治協商”；後來談判破裂，不幸訴諸武力。當時日本新敗，美國透過跟國府新簽的《中美商約》為憑藉，介入中國內戰。結果是美國奧援的國府軍丟盔卸甲，退據台灣。美國轉而全力重建日本成為“不正常國家”，並戰略性地化敵為友，合謀亞太利益；台灣則在美日同盟麾下，效命至今。馬主席希望今年“玉山兵推”的美日台聯盟大戰中國成為事實嗎？希望手足相殘的國共殺戮重演於華夏大地，以取悅美日嗎？否則，只有揚棄民粹主義、附庸主義和偏安主義的失敗路徑，重啟國共政治談判，才能避免戰爭悲劇，邁向和平盛世的康莊大道。
“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說明國共之間具有共同利益；“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又說明國共之間利益衝突的有限性。基於共同的利益和有限的利益衝突，國共談判過程中的討價還價，當不像一般的國際談判那樣容易陷於向背兩難的“囚徒困境”。國共談判中的台灣，面臨的將是自身定位和角色的平反與恢復，而不同於香港之回歸於英國殖民當局手中。這固是國民黨的籌碼；但畢竟，實力是決定談判結果的最重要因素。從結構分析和力量對比的角度來看，談判推遲愈晚，愈對國民黨不利，甚至連最後的談判主角都未必還有國民黨的份。
挾外自重的國民黨，反共內戰的國民黨，都被實踐證明失敗；擺在國民黨眼前的歷史坦途，唯有與共產黨和平談判。島內當前的複雜局勢和選舉體制，決定了國民黨再無法依恃舊時的政治符號得以苟延勝出；誠不如釜底抽薪，再起爐灶，別開新局。但如不識大體，表里相悖，意圖蠅營狗苟的算計，是將重蹈談判失敗的覆轍而已。當不忘記連和談代表都整團“滯留不歸”的往事吧？（作者生於台灣花蓮，祖籍湖南攸縣。父親參加過抗日四年，內戰四年，於1949年隨國民黨來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