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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3日晚，在台灣方面大陸委員會參訪團即將返臺的前夜，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邀請王郁琦一行在上海和平飯店茶敘。 |
中評社香港2月16日電／在“張王二會”中，終於觸及了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首次訪問大陸的主要任務：與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探討在今年於北京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實現“習馬會”的可能性。結果是：張志軍明確地答復“並不適合”，這印證了國台辦過去曾多次強調的“兩岸事務無須藉助國際場合，台灣方面人士參與‘APEC’應遵照有關‘備忘錄’”的既定立場。
新華澳報15日發表富權的文章說，為何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場合進行“習馬會”不可行？關鍵原因是，其一，破壞了“APEC”的規矩。實際上，實際上，“APEC”在吸納中國、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加入時，為了符合“一個中國”原則，除了是在“備忘錄”上明確台灣是以“中國台灣經濟體（台灣則譯為“中華台灣經濟體”）的非主權單位參與外，還規定在每年“外交、商務雙部長”會議舉行時，台灣“外交部長”不能參與，只能由商務部長出席；台灣也不能舉辦只可舉行其他領域的部長會議，及技術性會議。一九九三年“APEC”的“外交、商務雙部長”會議輪到美國在西雅圖舉行，克林頓建議從這一屆起，增加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並在各方之間形成了默契，為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台灣的領導人只能派出部長級的商貿官員作為其代表，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而且每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主辦國在對台灣領導人的代表作出邀請之前，必須徵求中國的意見。因此，倘馬英九“親自”出席，就將破壞上述“備忘錄”和默契共識。其二，“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國際場合，儘管各會員體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是以“經濟體領導人”的名義出席，但畢竟他們的身份還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而其實際身份是“總統”的馬英九倘出席，就必須會造成以下的幾個問題：
一、馬英九與各會員體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一起開會，而中國國家主席也出席同一場合，就必然會在事實上形成“兩個中國”。
二、按照慣例，“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結束後，包括美國、俄羅斯、日本、韓國、加拿大、澳洲、新加坡、印尼等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將會被安排穿上當地的民族服裝，站成一排來個大合照。倘馬英九也在其中，他就必會被視為是“國際社會領導人群的一員”，並會造成“實質參與政府間國際活動”的事實，抵觸了“一個中國”的底線。
三、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過程中，馬英九有可能會尋求機會，與與會的各會員體領導人，如奧巴馬、普京、安倍、朴謹惠、李顯龍等會面，從而形成“實質外交”。實際上，即使只是作為“領導人代表”的連戰，籍著出席“APEC”的機會與奧巴馬等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會面，都已讓大陸方面頗為不爽，並將之視為“試探”。
而且，“APEC”領導人會議從明年起輪到在其他國家舉行時，馬英九本人，或是“二零一六”後倘是民進黨勝選的領導人，也將會以“北京模式”為例，“理直氣壯”地要求出席由其他由成員體舉行的“AO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是北京所不願意見到的。
正因為“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會有此微妙之處，李登輝和陳水扁就曾千方百計地試圖進行“衝關”，並形成“既成事實”。比如，在二零零一年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輪到在中國上海舉行之前，陳水扁就意圖打破上述慣例，指派任“副總統”李元簇出席，但遭到北京反對。而致陳水扁來不及另行指派代表（也有說是陳水扁因氣壞了而拒絕另派代表），造成台灣首次沒有代表出席“APEC”的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由此可見，北京對台灣“領導人代表”的身份的堅持。當然，在馬英九上台後，既是為了肯定馬英九承認“一個中國”原則的態度，也是為了報償連戰搭建國共平台的功勞，北京破例同意讓馬英九指派卸任“副總統”連戰，代表其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後來取代連戰的蕭萬長，也是卸任“副總統”），但也僅只是卸任“副總統”而已，而根本不可能是由現職的“總統”直接出席。
其實，還可以有其他的方案。雖然張志軍和王郁琦都尚未有提出，但其他方案肯定是會有的。本欄曾經認為，“博鰲論壇”也是一個適當的場合，因為“博鰲論壇”並不是國際場合，雖然確實是會有現任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出席，但更多的卻是已經卸任的領導人，及商界領袖，而且該論壇是由中國主導，“國際場合”的色彩較為淡弱。但畢竟仍有現任的國際領導人出席，仍是擔心馬英九會藉機與他國國家領導人會面。
因此最佳的方案，還是由馬英九以“台灣領導人”的名義，進行單純的登陸訪問活動，不借助任何場合尤其是國際場合。
其實，對於進行“習馬會”的議題，北京的考量，除了是必須避開“國際場合”這個攸關原則的問題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此時此刻，並非是就“習馬會”的適當時機。這是因為，馬英九老是強調要“對等尊嚴”，但偏偏就是在目前，馬英九與習近平處於極為“不對等”的狀況：其一，習近平目前的聲望如日中天，而且手上的權力高度集中，從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到“老虎和蒼蠅一起打”，從建立中國國家領導人的親民形象，到在國際事務上建立大國領袖的地位，都讓人刮目相看；而馬英九的民調則跌至個位數以下，施政受到種種掣肘，就連在執政黨內也擺不平各種反對聲音。
其二，在推動國家統一大業的議題上，習近平希望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做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籍著兩岸領導人的會見，推動兩岸政治談判，爭取促進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建立軍事互信機制，達成和平協定，並在此基礎上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但馬英九卻是在兩岸關係議題上，實行“只經不政”，連一個《兩岸貿易服務協議》送交“立法院”審議都無法搞掂，根本沒有魄力能夠幹出比連戰“和平之旅”更具突破性的事來，攜帶了“兩梳蕉”（兩手空空）地求見習近平，那還有甚麼意義？
何況，將“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定義縮窄為“習馬會”，可能也讓北京老大不爽。這是因為，馬英九餘下的任期只有兩年多一點，而習近平的任期還有九年，他要與台灣領導人見面，不一定就是馬英九，還有機會與“馬英九後”的其他領導人會面，相信無論是朱立倫還是吳敦義，都不會像馬英九這樣死板、固執，肯定會有靈活表現，並有可能會尋求突破，那才是不會“帶著兩梳蕉”去與習近平會面。即使是二零一六年由民進黨人上台執政，只要能促成其對“台獨黨綱”作出突破，或是以靈活方式將之“處理”掉，實現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政治意義就將會更為重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