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客氣地說，現在許多中共黨員，終身都不够格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而用政治課教學大綱給學生上課，無異於填鴨。經由這些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教授們，所散發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或“科學社會主義”，一味死守“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堡壘，與其說是“走正路”，莫如說是“走死胡同”。
“階級鬥爭”幽靈，違背了中央“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成了狙擊“中國夢”的思想流彈，無辜傷人，也將最終傷自己，在當代中國具有四大危害。
其一，制造仇恨，撕裂社會。怨恨私有與仇恨富人。一直不消停的階級鬥爭理論教育、宣傳（如那些革命歌曲的不斷傳唱，革命電影的反複播放，被濃縮了的資本家、地主殘酷剝削工人、農民的經典案例廣泛傳播，共產黨領導工人農民革私有剝削者命的歷史教育），營造和強化了民衆仇富心理，加大社會對立情緒，激化社會矛盾，也會削弱社會成員自主創業、創新創造的蓬勃熱情。
其二，美化文革，阻撓改革。對於文革浩劫，中央已有決議，民衆已有公論。但“革命左派”執迷“階級鬥爭”，一方面為文革大肆招魂，支持重慶唱紅打黑之類新革命實踐，甚至鼓吹為“四人幫”平反，另一方面以“階級鬥爭”理論為根據，將中國社會轉型問題統統歸罪於改革開放，對改革開放政策統統采取批判態度，否定改革開放的一切成果，猛烈攻擊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切弊端，最終達到對中共改革派領導的全面否定。為了爭取社會廣泛支持，“革命左派”以當下各類弱勢群體如工人、農民、農民工、腐敗受害者、各類窮困者的代言人自居，力圖阻止深化改革開放，雖阻止不成，但攪局添堵。我們并不否認“革命左派”有天下為公的理想追求，但他們信奉“階級鬥爭”方式，歷史已給出了血淚斑斑的教訓。
其三，口是心非，成兩面國。通過幾十年改革開放，執政黨以模糊共產主義來避免社會思想紛爭，但仍在整個宣傳教育領域堅持正統階級鬥爭理論（雖然革命性特色有所弱化）。這種理論與實踐的矛盾、背離，使執政黨許多成員基本上不再信仰這套理論，導致這一政治理念的灌輸、教育、宣傳幾乎沒有人相信，越到基層越嚴重。相信的那少數人，只是那種沒有經過市場經濟歷練或只看到私有制弊端的革命僵化分子，或通過這一理論獲得現實益處的學霸、官僚的偽信仰。這套階級鬥爭理論灌輸過程中的說教、空洞、僵化、虛偽彌漫著整個官場和意識形態領域，口是心非，會上孔繁森，會下王寶森，并成為部分政客保護自己、整治別人的理論武器。理論與實踐的背離，造成了信仰危機，嚴重折磨、考驗著執政黨。
失去了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真理支撑，不少官員也就喪失了政治信念、理想、目標，失去了執政為民的動力與價值指導，當官也就容易謀私。在民主法治不健全的官場環境下，往往變成追求個人政治利益最大化，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整個官場各種問題跌出、惡性發展的最基本原因之一。今天中國政治生態中的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權學交易如此普遍、突出、嚴重，集中反映了執政官員缺失政治信念、精神空虛，并在行為上表現出生活腐化、意志薄弱、物欲橫行、道德淪喪、滿口假話。說的一套，做的一套，國家成了兩面國。同時，在國家意識形態高壓政策逼仄下，新的思想難有市場，并伴隨巨大風險。而一個經濟發達、思想貧瘠的國家，注定難以成為令世界各國尊敬的真正大國。
其四，革命寡國，敵視世界。東西方冷戰已經結束十多年，但世界上冷戰思維并未絕跡，而中國高舉階級鬥爭旗杆的“革命左派”，更是習慣用“敵我思維”看世界，最後變成革命寡國，“老朋友”寥落晨星。有兩個典型例子，一個是中國人對阿以態度，另一個是對美國態度。在我們記憶裡，2004年前二三十年裡，帶頭巾的阿拉法特，幾乎每周每天都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裡，主播把所有美好詞匯堆砌到阿拉伯“朋友”身上，中國人可能沒看過父母官，但沒人沒看過阿拉法特。與此同時，把以色列“妖魔化”到無以複加的地步。事實上，以色列立國不是建立在對阿拉伯的侵略上，在阿以暴力衝突上，以色列并非總站在非正義一邊，以色列是中東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也是中東地區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而美國，由於是國際共運的頭號敵人，自然也成為我們中國長期的敵人。直到今天，雖然許多權貴階層子女選擇移民美國而不移民俄羅斯，更不移民社會主義朝鮮，但總表現出敵美親俄。事實上，俄羅斯歷史上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當年中蘇反目給中國帶來巨大安全危機，而美國從沒侵占中國一寸土地，也從沒恐嚇要給中國扔原子彈。蘇俄巧取豪奪了中國大片土地，逼迫中國讓外蒙古獨立，十月革命給中國帶來了暴力革命因子，而美國則用庚子賠款幫助中國創辦了清華大學，打敗日本侵略者，改革開放後助推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現代化進程和政治文明進步。
胡錦濤提出的和諧世界，習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國關系，就是執政黨對革命敵我外交思維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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