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兩岸共識、這裡談談三次兩岸人員交往中風口浪尖的人士。其一、王恒傑教授，一位63歲失去左小臂的殘疾書生，1992年5月23日，王教授只帶領一位漁民陳澤要強行登上中國南海太平島（國民黨軍駐守），守軍開槍了，王教授不顧槍聲上島了，并大聲喊道：“見到你們非常高興，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太平島的中國將士萬歲！”國民黨守軍鼓掌歡迎，王教授邊走邊喊“炎黃子孫是一家！”從王恒傑教授登太平島事件我們看到，兩岸人民保衛和研究中國領土都是中國人的責任和義務共識。其二、王錫爵，台灣中華航空公司波音747貨機機長，1986年5月3日15時10分，駕機從泰國曼穀機場飛往香港途中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56歲的王錫爵原籍四川省遂寧市人，1949年隨國民黨軍隊去台灣。王錫爵表示，這次駕機返回祖國大陸，是他多年的願望。兩岸在處理華航事件中不涉及政治問題，不經過第三者，衝破了兩岸近40年來“不接觸”的對峙局面，促進海峽兩岸“三通”，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從兩岸在處理華航事件中我們看到，兩岸官方都認同是中國人自己的內部事務，以感情為重，沒有用各的自治權為難對方。其三，2014年8月18日至22日，經國務院台辦和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批准，由中國游泳協會和中華台北成人游泳協會主辦，台灣海峽兩岸14名健兒泳渡台灣海峽成功。從兩岸健兒泳渡台灣海峽活動成功我們看到，台灣方面尊重大陸并理性配合。其實，自1949年以來，兩岸人員交往中不在少數，合法和不合法都有，面對兩岸各自法律難以界定，從第一個台灣海峽“偷渡者”到14名合法泳渡者，60多年，對於兩岸炎黃子孫的胞波之情，是悲喜交集。
嚴安林先生關於“兩岸政治關系”的實踐路徑表述：一、雙方協商、二、平等協商、三、務實協商、四、公權力協商。這四個方面的推進路徑雖然必不可少，愚認為缺失民間（授權機構）協商很難推進，目前兩岸兩會是否真實、廣泛代表大陸和台灣民間很難說清楚，因為兩會是受制於兩岸各自的公權力，兩岸的公權有人認為是政治實體，這種政治實體定位不一定准確，嚴安林先生說了兩岸之間的政治定位，［不是一般性質的經濟性、社會性與民間性、文化性等，是“形而上”的概念，也是兩岸關系中的難點問題。］那麼對於這個核心難題，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做，到底應該從官方至民間還是從民間至官方值得探討，官、民都是人，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對公權力的互信達到共識，才有可能協商。分裂的祖國令人深思，要讓台灣回歸，台灣看著香港，香港《太陽報》2014年8月20日報道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港人反“台獨”比例創19年新低，其中越年輕的受訪者越支持“台獨”，對兩岸統一越悲觀，18歲至29歲的受訪者中，高達55％的人支持“台獨”，80％的人對兩岸統一沒有信心。如果兩岸關系這個工程不認真從民間做起，兩岸統一之路堪憂。
以我為例，兩岸關系不好、我當然去不成台灣，我20多年致函兩岸相關部門幾十次，答複耐人尋味：1994年5月31日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辦公室回複：我們為你壯行。1994年6月4日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辦公室回複：請你立即停止活動。2001年1月20日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回複：視為不得為之。2001年8月31日台灣邀請方向台灣入出境管理局申請回複：本局個案優於處理。
話說回來，“兩岸政治關系”，實際是國家政治關系，國家政治關系最終表現為政府權力和公民權利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有效調節國家政治關系，發展充滿活力的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樣上行下效，人民群衆能表達利益要求，社會各方面能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制度才是民主的、有效的。
嚴安林先生提出的兩岸間的政治定位“需要兩岸雙方彼此都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個提法相當中懇。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民主法治建設同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體制、機制、程序、規範以及具體運行上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發揮人民創造精神方面也還存在一些不足，必須加以完善。兩岸需要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要不切實際的政治安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