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無論是出於經濟合作的目的，亦或政治層面的考量，基於國家安全事務和戰略決策制定的目的，必須對那些在地緣政治上天然地具有容易引發地區衝突和不穩定要素的國家進行區域安全和政治穩定性的評估。後者不僅僅是對這些國家政權方面的穩定性評估，還應當涵蓋那些關於政策的平穩性和可延續性方面的評估。一項持久的國家間的經濟合作、互為發展和共同繁榮，必然是需要建立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版圖上（或是以政治或軍事力量謀求該政治版圖的穩定）。也正是基於此的共同認識，才能在冷戰結束以來的過去數十年來，促使那些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意識形態，甚至是那些具有歷史性仇恨國家的攜手合作——但這並非意味著世界各國隨著全球化資本的相互融合而致使衝突的危險消失殆盡。
地緣性的政治災難往往並非突發性的， 絕大多數的政治危險和區域衝突取決於政治地理學、宗教、歷史和民族。這並非不可預測，橫跨歐亞非大陸的經濟合作願景儘管極大地吸引了國際間的關注，但那些身處地緣要害位置的國家和區域，無論是出於外部環境因素還是內部原因，政治風險最終會不斷引發出的各種新的矛盾、問題，乃至嚴重威脅到區域安全的地區衝突。在這個層面上講，特朗普宣布美國將退出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並非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量，而是出自政治意願的評估。
歷史深處於世界變革的軸心，當我們了解這個世界，就會發現地圖的疆界不是一個個靜止不變的區域，它不僅會隨著戰爭的出現和人類社會的遷徙而發生變化，大陸地殼板塊的變遷同樣會帶來地理環境乃至國家界限的更迭。地緣政治的版圖及其軸心亦非一成不變，即便是在過去卅年內，它的變化也非常大，而在當下，這種源自世界政治版圖發生重要變革的推動力確實在不斷加深。
（三）當人們談及中國與世界時，我會說，是時候對中國在政治上有一個更清晰的自我定義。誠然，中國擁有不斷增長的軍事力量，並且出於政策機制和人口力量等方面的因素，在宏觀調控、經濟規模和發展速度上有著超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優勢，中國在經濟體量上確實變得比過去更為龐大，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特別強調的是，他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合作，目的是為了讓自己完全地被納入到整個的國際體系中去，而對於中國的這種出於政治意願的經濟體制上的變化，美國也曾更傾向於將中國的這種發展納入到美國的利益體系之中。但另一方面，中國仍然缺乏作為一個政治大國對世界地緣環境的敏銳，以及缺乏對於區域安全和政治穩定性的評估，僅僅是出於經濟層面的考量並以此出發發展社會經濟領域到政治和軍事領域是遠遠不夠的。中國也同樣缺乏與其他國家建立鞏固的出於共同價值（非共同利益）的關係紐帶，而想要成為國際或地域關係中的主導者（非僅僅是活躍的參與者），就必須將這種關係整合起來。
中國的防禦安全領域正面臨著諸多潛在的危險。在亞洲，日本同中國在戰後歷史性的關係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性的徹底解決，這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歸咎於美國曾經為了阻止蘇聯意識形態在亞洲的擴張，作為日本國的庇護者所推動的戰後談判，使日本作為戰敗國而言，其戰爭代價幾乎是沒有的。這就使得在日本方面看來，整個戰爭的總的結局並非是絕對的，戰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完全的失敗，而是能夠通過其外交努力在將來的政治關係中還可以得到補救的暫時的不幸。鑒於日本過去在國聯的外交失敗（日本一九三三年三月廿七日退出國際聯盟，使日本的外交陷入孤立），使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在今天正如何積極地為自己爭取新的盟國陣營，破壞中國同周邊國家的關係或使之無效，以及在國際關係中開展各種有利於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動等等。更確切地說，在戰後中日關係很長一段時期的和平發展，與其說是戰爭的完全終止，不如說是短暫的休戰，或者說是兩個戰爭中的間歇。正如克勞塞維茨在其著作《戰爭論》中所談到的，“並不是每一次戰爭都能完全解決問題和徹底結束的”，和約簽訂以後也有可能重新發起戰爭，而在這中間，日本國內的支持或是盟國的支援都有可能推動整個的局勢發生新的變化。這樣的情況，在過去的歷史中並非是沒有發生過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