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被稱作“絲綢之路”的通道，其實有久遠的歷史。《左傳·昭公十二年》說到周穆王“周行天下”的事跡。出於汲冢的《竹書紀年》也有關於周穆王西征的明確記載。《史記·秦本紀》和《趙世家》說到周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的故事。考古工作的收獲已經證明，在張騫之前，中原經過西北地方與外域的文化通路早已發揮著促進文化溝通、交流、融匯的歷史作用。在阿爾泰地區發現的公元前5世紀的貴族墓中曾經出土中國絲織品，巴澤雷克5號墓出土了來自中國的有鳳凰圖案的刺綉。在這一地區公元前4世紀至前3世紀的墓葬中，還出土了有典型關中文化風格的秦式銅鏡。考古學家嚴文明曾經指出：“早先是西方的青銅文化帶著小麥、綿羊和冶金技術，不久又趕著馬匹進入新疆，而且繼續東進傳入甘肅等地；東方甘肅等地的粟和彩陶技術也傳入新疆，甚至遠播中亞。這種交互傳播的情況後來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儘管前張騫時代的絲綢之路史不宜忽視，然而張騫作為以中原大一統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開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對於發展中西交通的功績，確有開創性意義。
基於張騫的努力，漢帝國與西域建立了正式聯繫。俄羅斯學者比楚林曾指出，西域絲綢之路開通“在中國史的重要性，絕不亞於美洲之發現在歐洲史上的重要”。張騫“鑿空”對於正式開通絲綢之路的首功，是不能磨滅的。唐代名臣魏征說，“張騫鑿空”之“開遠夷，通絕域”體現出“開”“通”的成功，動機在於“宏放”的文化追求。新疆羅布泊地區出土的漢錦圖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漢鏡銘文“宜西北萬里”等，都體現了當時漢文化面對世界的雄闊胸襟。理解張騫之“鑿空”，應當注意其歷史功業體現的英雄主義和進取精神。魯迅曾寫道，“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他熱情肯定的當時民族精神之“豁達閎大之風”，可以通過張騫“鑿空”的事業有所體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