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間，人們最為關心的是：第一，信息上報與發布過程，包括零號病人是誰，發現人傳人的時間，以及疫情信息上報時間、上報的內容，信息發布的時間為何？第二，疫情發生後地方主官的行為。很明顯，社會和輿論的焦點集中在了地方，也關聯著中央如何問責。事實是，中央在事發一定時間內，撤換了地方主官。但是，問題究竟出在哪兒？問責地方以後，地方權威受損，在疫情防控和以後的治理過程中如何繼續擔責？按照“委托－代理”邏輯，地方也是整體的一部分，地方權威受損，中央權威就會得到加強還是削弱了？繼而，可以繼續追問“央地信任的差序格局”是否有利於地方執行中央決策？這可能要接受時間和實踐的檢驗。
千百年來，中國始終在處理“央地關係”這個關鍵問題。現代化進程中更是要直面“一放就亂、一收就死”這個命題。集中力量辦大事、地方服從中央、全國一盤棋都沒有錯，核心的關節仍然在於，要明確“各級各層”到底在哪些問題、哪些程序中負什麼責任？非常態治理如此、常態治理也如此。搞不清這個問題，特殊時期就會打亂仗、地方就會無所適從、壓力就導向中央；一般時期就會什麼責任都向下轉移，壓力導向地方與基層，基層形式主義的問題得不到根本性解決，其關鍵原因在此。
疫情給我們的警示是，一定要按照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科學設置中央和地方事權、理順央地職責關係、合理設置和配置各層級機構及其職能，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如果能解決這個問題，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和中華民族進步的一件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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