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種種挑戰，歸根結底，對新時代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構成了嚴峻挑戰。習近平新時代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根本內容，可以概括為一條主線和兩個目標：“一條主線是‘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兩個目標分別是‘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三、應對美國對華戰略帶來的挑戰
適當地應對美國對華戰略帶來的挑戰，首先需要理解美國對華戰略（變化）的根源。這些根源是多層次的，包括體系層次的大國權力變化的國際政治邏輯、國家層次的國內政治邏輯、以及個體層次的決策者政治邏輯。限於篇幅，此處僅僅從國家層次的美國國內政治文化的一個方面——美國民族性（以愛國主義和民族意志為標誌，顯示出民族的凝聚力和國家的完整），來探究當前美國對華戰略／變化之所以如此的根源。
美國政治文化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定居主義情結。“在某種意義上，把原住民領土想象成無人居住地，乃是定居者將自己變成‘本地人’、並力圖逃脫被歸屬於殖民主義範疇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保持這種想象，把美國看做是一個例外國家的願望，部分地建立在這樣一種需求的基礎之上，即把這個國家同其歐洲的淵源拉開距離、並主張一種真正的美國本土特點或生活方式。”在此基礎上，在美國定居主義話語中所建構“內部人”與“外部人”，二者之間存在著根本區別：即對“內部人”的包容性和對“外部人”的排他性。其所蘊含的國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意義在於：第一，一部美國歷史，在某種意義以上說，即是美國社會中占支配地位的群體在不同歷史時期針對邊緣群體的“內部人”與“外部人”構建，從而導致美國國內政策就此而言的動態變化；隨著19末20世紀初美國逐漸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體現美國定居主義政治文化內核的“內部人”與“外部人”構建，開始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得到體現，即就像在國內政策制定中一樣，美國以主導者角色，在對外政策中依據“內部人”與“外部人”的界定來制定對特定國家的外交政策。從這種意義上說，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尤其是二戰結束以來，在美國逐步成為超級大國的過程中，美國對外政策中的“遏制”因素，有著根深蒂固的美國國內政治／政治文化——美國的民族性——根源。美國今天的對華政策也不例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