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5日電／據澎湃新聞報道，“我上半年與新冠肺炎疫情專家小組一起工作時，印象最深刻有三點感受：一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二是尊重科學、相信科學；三是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9月28日，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院長、國防部原新聞局局長、新聞發言人楊宇軍在西安舉行的“2020年中國－東盟融媒體論壇”上以視頻方式致辭時說。這一論壇由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西安廣播電視台、西安高新區管委會聯合主辦，是中國傳媒大學已連續三屆舉辦的中國東盟“融媒體技術高級人才研修班”的延續。
新冠肺炎疫情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交流方式。在各國紛紛執行封鎖政策、收緊簽證發放的時候，人員難以自由來往，來自東盟各國的新聞媒體人無法像過往活動那樣親身前往，因此本屆“中國－東盟融媒體論壇”采用了綫上交流的方式。論壇的主題也聚焦當下最受關注的疫情，讓東盟媒體人能更直接地接觸到中國“抗疫”的第一手資訊。
綫上交流的方式讓楊宇軍覺得既有遺憾，也有驚喜。“遺憾在於綫下交流時的實地體驗感、豐富的形式與深入接觸難以在綫上實現。但綫下活動程序複雜、准備時間久、條件限制多，綫上的活動可以更靈活。未來，我們還可以每個月都搞一次這樣的綫上交流。遇到困難可以探討、有好的體會可以分享。這更能發揮‘中國－東盟教育培訓中心’的平台作用。”楊宇軍10月24日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說。
楊宇軍以原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身份為公衆熟知，曾有20多年的軍旅生涯。2017年4月，他最後一次主持國防部例行記者會。如今，楊宇軍成功轉型為一名學者，在新聞學、傳播學的領域繼續與外媒記者打交道。2019年，楊宇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曾說，新聞發言人和記者之間的關系既是合作者，也是彼此博弈的競爭者。楊宇軍認為，在發布會等場合，尖銳的提問能產生具有新聞性的資訊，讓人有興趣閱讀。而研修班、工作坊、論壇會議等交流場合，他接觸到的外媒記者都會帶著專業性去交流與分享，似乎不再會接觸到過於尖銳的聲音。“其實新聞發布會與論壇交流是連貫的，做發言人時和記者的提問與回答也是一種交流合作。”楊宇軍說。
在楊宇軍看來，東盟媒體和西方媒體有所不同。東盟國家是中國近鄰，促進和平與發展的願望更深，他們的媒體人也會因新聞信源依賴西方感到遺憾。即使有部分西方媒體長期以來有偏見，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等國家，楊宇軍認為中國仍需本著開放的態度與絕大多數西方媒體接觸。
“中國不怕別人批評，但要在獲得了更多的接觸的條件下、在公正和客觀的基礎上批評。通過進一步開放，能讓大多數外媒更加客觀准確地報道中國。我們要有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創造更多的機會讓外媒了解中國。”楊宇軍說。
中國－東盟媒體領域合作“順理成章”
澎湃新聞：不久前，中國傳媒大學在西安成功舉辦了“2020 年中國－東盟融媒體論壇”。這不是您第一次參與這類活動，您如何看待其作用？
楊宇軍：是的。這要追溯到2015年。當年8月，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東盟教育培訓中心”在外交部和教育部的批准下正式成立，聚焦在傳媒領域的中國和東盟的媒體交流。每年都會舉辦幾次媒體傳播領域的交流與研討活動。過往都是綫下活動為主，今年因為疫情才第一次以綫上活動進行。
我是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的院長，所以我主要是作為主辦方參與這一系列活動，有時候也會主持論壇和研討。我覺得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這項活動。第一，這是一個中國和東盟媒體人、負責新聞工作的政府官員的互動交流平台。第二，這是雙向的交流，而不是單向的授課。我們作為老師或者主講嘉賓只是開個頭，拋出觀點後大家就會進入自由討論。第三，媒體特別是新媒體技術的發展應用、中國和東盟國家的政策和發展狀況、中國和東盟國家在新聞等領域的合作是比較主要的3個議題。
澎湃新聞：在新聞媒體交流領域，您為何特地關注到了東盟？
楊宇軍：中國和東盟國家打交道已經幾十年了，在政治、經濟、貿易等多個領域、多個層次有很密切的交流。東盟國家和中國互為比較重要的鄰國，二者的聯系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主觀上被大家希冀的。在媒體領域開展合作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就我個人而言，我在軍隊工作多年，其中有十年左右的時間負責中國和亞洲軍隊的溝通交流與合作，我也負責過中國和東盟領域的多邊合作工作。對我來說，能參加這項工作感到很榮幸和親切。
其實我們一直在擴大和各個國家的交流，仍然在努力。這次西安的論壇也邀請到了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周邊非東盟國家，事實上擴大了範圍，走向了亞洲其他國家。
講好“中國故事”：擺事實、講道理
澎湃新聞：您在9月28日論壇上分享的有關中國“抗疫”的三點感想算得上是向東盟媒體人講述的一種“中國故事”。您為什麼會想和他們分享這三點感想？
楊宇軍：我講的這幾點是內心的真實感受。在參與新冠肺炎疫情專家小組的工作過程中，這些感受是切切實實的，我想很多中國人也是如此。這也應該是很多國家想要戰勝疫情所需要的三條指導原則。畢竟，如果不尊重生命，那還有什麼需要去抗擊疫情？不尊重、不相信科學的結果，我想已經明顯了。我把這些感觸講給東盟媒體人，他們應該能聽得明白。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分享中途突然有一名參與論壇的學員特別激動，忍不住插話。當時我說我在專家小組工作時，有的醫學家朋友前一天還在和我們開會，第二天就跑到防疫一綫去了。在那位學員所屬的國家，這種各領域專家合作、高級別專家奔赴前綫的事情是沒有的，因此他特別感慨，希望自己的國家也能有這樣的資源。這從側面說明論壇等交流活動是有一定成果的，來自其他國家的朋友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抗疫”的客觀情況。
澎湃新聞：在和國外媒體人員自由討論時，您會聽到有些尖銳甚至偏激的提問或觀點嗎？
楊宇軍：自由討論環節是不可控的，但我們不打算控制、也沒必要控制，觀點表達上應該是完全自由和開放的。我參加的活動里沒有聽到尖銳乃至偏激的言論。參與者更多的是專業性討論。
的確，在我原來於發布會等場合和外媒打交道時確實遇到過很多尖銳甚至是有導向性的提問。記者會想提出更有挑戰性的話題，這是很正常的。作為受訪者，我認為尖銳提問是好問題，發布會等場合如果都是平淡的、沒有什麼新聞性的資訊，也沒有辦法讓人有興趣看下去。反而若記者能提出挑釁性的問題，才能催生更能讓人關注的回答，給了發言人機會闡述具體工作情況，這反而是一個大好事。但那始終是記者的采訪環節，在論壇上，大家更多會帶著專業性去交流和分享。
澎湃新聞：東盟媒體受西方媒體理論和價值觀影響深刻。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同或是意識形態上的偏見，外媒會對中國有所誤解。在您和東盟媒體交流的過程中，有什麼相關的體會？
楊宇軍：東盟媒體和西方媒體可能要分開來講。東盟國家是中國近鄰，促進和平與發展的願望更深。東盟媒體人也會感慨，他們很多關於中國新聞的來源是於西方媒體，這讓他們感到遺憾。他們希望拿到更多中國的第一手資料，以此更客觀、公平地理解中國。這也是我們加強合作、開辦各種活動的重要目的。
也許西方媒體長期以來有偏見、戴著有色眼鏡評判其他國家，在報道當中有一些偏頗之處。但對於絕大多數西方媒體來說，我們還是要本著開放的態度去接觸。他們報道中國時既有固有的偏見，也會因不了解、不理解而受影響。我們繼續保持開放的心態，中國只會越來越開放，用開放、包容的態度創造更多機會讓外媒來了解中國。他們可以批評中國，其實就連中國自己的媒體、老百姓和官員也經常批評，也會指出工作的錯誤和不足。中國不怕別人批評，但要在公正、客觀的基礎上批評。通過開放能够讓大多數記者更加客觀准確地報道中國。
以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中國前後來說。早期，《華爾街日報》曾刊發帶有“東亞病夫”等字眼的專欄文章，但在武漢從疫情中恢複過來、生產生活紛紛重啓後，中國和歐美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華爾街日報》對武漢等“抗疫”成功的中國城市的報道在西方輿論場中引起了反響和震撼。當然還是會有人不相信中國的現實，但有人不相信不要緊，只要事實情況擺在那里，反複講，自然就會有更多的人選擇相信事實。
澎湃新聞：東南亞地區是“中國威脅論”與“債務陷阱”等西方話語散播的關鍵地區，您怎麼向東盟媒體人拆解這些話術？
楊宇軍：總體來講，我還是擺事實、講道理。我們也需要“講故事”，但故事本身里面就有事實和邏輯關系。通過事實和邏輯去說服他人，這仍是傳統而最有效的辦法。
許多東盟記者通過參與教育中心的培訓活動加強了對中國的認識，會回到自己的國家社會里發表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這能催生一批對中國的集中報道。從微信、郵件上的往來我們也發現，他們通過來中國參加的各類活動加深了對國家的認識。在一些有關中國的議題上，他們可以積極發聲，介紹他們看到的真實情況。
澎湃新聞：您提到東盟媒體人感慨他們關於中國新聞的來源是於西方媒體，其實中國媒體在報道東盟國家狀況時也會有類似的問題。您怎麼看？
楊宇軍：我們建立中國－東盟交流平台在一開始就考慮到了這一點，所以很早就邀請了中國記者參與。但囿於多個方面的原因，不可能每年都組織很多批記者前往不同的東盟國家參觀、交流、學習。而且綫下活動持續時間較長，中國記者很難抽出那麼長的時間參與其中，大多只能參與部分活動。
如今我們有了綫上平台，大家都是平等的，今後我們可以考慮由中國和某個東盟國家聯合舉辦綫上的研討，可以邀請更多的中國資深記者參與交流。
其實這一切的核心都在於觀念：如果有人的主張是去全球化、動不動就要“脫鈎”，那有再好的平台也沒有用。東盟國家內部具有異質性，但其實只要是多邊交流就注定有情況不同的多個國家。交流的核心還是求同存異、開放包容、相互借鑒和共同進步。只要有這些理念，任何差異都不是大的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