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韓國而言，“薩德事件”的衝擊效應遠未消散。韓國固然需要加強與美國的合作，增加自身與周邊大國博弈的籌碼，但完全站在美國一邊則可能影響中韓剛剛恢復的信任，衝擊兩國經濟合作。畢竟當年韓國為美國火中取栗，換來的卻是特朗普政府要求韓國增加部署“薩德”系統所需經費及其他“勒索”。有鑒於此，文在寅政府嘗試通過同時加強與中國、美國合作的“對衝”路線，與中美戰略競爭保持距離。為此出現了韓國外長鄭義容前往廈門會見國務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尋求加強中韓在後疫情時代全方位合作；韓國國家安保室室長徐薰則出現在華盛頓，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大談美日韓合作戰略價值的“矛盾”現象。
從韓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同時結好中美是其規避兩強競爭不確定性的基本前提，其難度如同在薄冰之上尋找安全通道一般。一方面，“對衝”外交要求相關當事國能夠長期維持一條近乎中立的外交立場，韓國國內能否長期貫徹這一路線依然存疑。實際上外交走向一貫都是韓國朝野爭議的對象，特別是韓國保守力量對“意識形態”的偏執，對中國的不信任感，與韓國民間在薩德事件後始終未能正面看待中國情緒相結合，導致文在寅政府的對華友好立場的基層民意基礎仍有待夯實。而此次執政黨在首爾、釜山市長補選中的失利，很可能放大保守力量對文在寅政府“事大主義”、“從北外交”的指責聲音，韓國政府維持對華友好的難度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對韓國的“友善”態度能否長期維持也存在著不確定性。民主黨政府重啟同盟系統，其目的在於調動盟友力量，推卸自身關於對中國進行規制所帶來的責任。換言之，如果韓國不能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與美國“相向而行”的立場，美國的善意的可持續性將無法確保。畢竟，在奧巴馬執政期間也曾經以近乎強制的方式敦促韓國盡快就慰安婦、韓日情報分享協定等問題做出妥協。更為重要的是，美國重啟各種合作機制，始終未能明確對盟友參與對華規制所能提供的“資源支持”。長此以往，韓國很可能重蹈為美國火中取栗，卻又無尺寸收益的覆轍。
所幸的是，中國總體上正面看待韓國現政府的基本外交路線，對文在寅總統執政期間推動中韓關係復甦，致力於構建半島和平框架的貢獻也多加鼓勵。我們能夠理解以韓國為代表的中小國家，嘗試與大國競爭保持距離的心理，也肯定各國走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的努力。希望韓國方面能夠致力於夯實兩國友好根基，增進雙方民眾理解與互信，為兩國在後疫情時代攜手共進創造條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