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子在“意識形態”
回首20多年來，儘管中美的經貿關係日益緊密，但國家關係卻遠非一帆風順，一直是在磕磕碰碰中前行的。中外學者多認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美國的相對衰落打破了美國的心理平衡，讓美國頗難適應，美國焦慮並警惕於中國有朝一日將會取代美國在亞太地區和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這當然是一個極為重要因素，但卻無法解釋為什麼美國對同在崛起的印度卻並無戒心，與處處遏制中國相反，美國對印度則援助有加，並極盡拉擾之能事，試圖利用印度來制衡中國（當然印度未必上當）。
說到底，美國對華政策的根由在於其頑固的意識形態偏見，它拒絕摘掉有色眼鏡看中國。美國過去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將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視為不共戴天的大敵。蘇東垮台及冷戰結束並沒有讓美國放棄這一冷戰思維，不過是朝著比較務實的方向做出了一定調整罷了，美國並沒有放棄對中國“在接觸中行圍堵”，“在合作中施鉗制”的基本方針。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一直呼籲美國要“從長遠角度和戰略高度上”來看待和處理兩國關係中的問題，但中國言之諄諄，美國卻聽之藐藐。因為無論是從長遠角度，還是從戰略高度上，在美國心中，中國即便算不上當前大敵，也是潛在的競爭對手。克林頓當年接受中國提出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的定性不過是虛應故事罷了。小布什一上台就否認了這一徒有虛名的概念，一度更露出要“協防台灣”的威脅。但由於“9.11”的發生，出於其反恐的需要，也由於中國的崛起，以及中美經貿的相互高度依存，這才讓小布什的對華政策日漸轉向務實，但也只是將其定義為一種“戰略競爭者”間的“複雜關係”。小布什的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後來將美中關係定位為“STAKEHOLDER”，中國學者將其譯為 “利益攸關方”，更有一廂情願的學者善意地將其解釋成“美國邀請中國共同做股東”，似有受寵若驚之感。其實，“STAKE”既有“利益”意思，更有“風險”的含意，準確的理解和譯文應該是“利‘害’攸關方”，佐利克是在說，美中兩國既要分享“紅利”，也要分擔“風險”，即共擔責任。不過，他的這一提法後來再也無人提起。
奧巴馬上台執政後，其對華政策從小布什後期對華政策上還有所後退，有三點表現：第一是，他提出了“重返亞太”（後改為“亞太再平衡”）的戰略；他指責小布什政府忽視了美國的亞洲夥伴與盟友，決定將60%的海軍力量投放到亞太。第二，同時在經貿上頻頻刁難中國，還是在兩年前奧巴馬就曾向國會炫耀：在他第一個4年任期中，對華經貿制裁案例就已超過了小布什當政8年的總和；他後來提出的“跨太平洋夥伴伴協議”（TPP）竟然將中國，它的第一大貿易夥伴排除在外。第三，奧巴馬拉攏並利用同中國有領土爭議的鄰國，通過挑撥離間並強化雙邊同盟來拑制中國。在此次亞洲之行中，奧巴馬將此前在中日與中菲領土爭端中那些模棱兩可言不由衷的“中立”偽裝完全撕了下來，明確地站在了中國的對立面。
正因為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是美國對外政策的基本原則，因此在中日爭端中，美國只會站在日本一邊，而不可能支持中方。這就是為什麼日本能夠通過打“價值觀同盟”這張牌來爭取到一些西方民主國家理解支持的根本原因所在。本人在駐美期間，曾於2007年採訪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在走進其太平洋海軍司令部會見廳時，記者看到墻上掛著一幅日機轟炸珍珠港的油畫。落坐後本記者指著油畫問美國太平洋海軍司令，他對日本首相參拜供奉著戰犯的靖國神社，並否認侵略史有何看法。這位司令是這樣回答的：那已是過去的事情了，現在日本已是個民主國家，更是美國的朋友和可靠盟友，兩國有安保條約，享有極為良好的關係，美國支持日本在亞洲和世界發揮更大作用。
至此，已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只要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只要中國還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美國就不可能將中國視為朋友。對此，中國不應抱有任何幻想，也不可聽信美國在有求於中國（如在朝核問題）時所奉上的動聽言詞。美國的國會和傳媒是美國反華勢力的兩個大本營，反華意識形態根深蒂固，制約並左右著美國的對華政策；形格勢禁，在對外政策上美國總統其實並不能完完全全地自主行事，他必然要受到國內那些戴著意識形態有色眼鏡看中國的反華勢力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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