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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模式”任重道遠 |
中評社╱題：“普世價值”對決“中國模式” 作者：劉廼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國民教育與價值觀
最近香港就推行國民教育問題鬧得熱烘烘的，當中不無立法會選舉的工程操作，但這個議題之能發酵，已經足夠反映背後的深層次矛盾。
要知道這個課程全名為“德育及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屬於“個人與國家”部分，只佔課程的五分之一，而觸及現代史的部分，充其量只佔課程2%，於12年的整個課程中，還不到10節。這樣的課程設計，怎樣說也達不到國民教育的基本要求，說抗議，按道理應該是愛國愛港人士提出。但是當這課程指引最初提出諮詢時，還遭遇由反對派主導的教協系統大力反對，認為這是“洗腦”教育。弱勢的特區政府隨即把這已經淡而無味的指引再大事閹割，把所有的反對意見都採納了，成了一個雖說是必修，但沒有教科書，沒有考試，由各教師按空泛的課程指引自由發揮的奇怪學科；並且於推出時，提出三年的“開展期”，讓學校選擇何時開始，慢慢適應，還特別給每間學校發53萬沒有具體規定如何使用的資助，大派糖果之後，市面的聲音一時全部消失，國民教育順利推出。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以上都是於上屆政府完結之前發生，按道理要攻擊的，應該是上屆政府。但是在反對派不支持的梁振英上任之後，加上立法會選舉，有些人便借同樣是為上屆政府資助，並於梁振英當選之前出版的一本有關“中國模式”的教師參考材料，從反對這本書一下子上升到反對國民教育。特區政府於開始時還責難一下這本冊子，但很快便知道這是項莊舞劍，轉而拿出事實和道理，正面支持國民教育。反對派於明知沒有道理的情況下，矛頭一轉，議題便成了要求重新諮詢，最後取消“洗腦”國民教育課程，並乘機銷售紅色恐怖，組織家長帶同小孩上街，還號召罷課、罷教。這鬧劇在成文時還在進行中。
撇開了反對派的選舉工程和政治口號，這基本上就是一場價值觀的戰役，一方是所謂“香港核心價值”，另一方是統稱的“中國模式”，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所謂“香港核心價值”，是反對派聲稱的“普世價值”一個子集。用另外一種描述，這是“兩制”向“一國”叫板，背後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較勁；或者是西方文化向東方文化反撲。這較量不會在一兩個戰役便定出高下，因而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兩岸四地不時冒現出來，絕對不可掉以輕心，不能一笑置之。
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什麽
所謂“香港核心價值”，跟“香港良心”一樣，徹頭徹尾就是抗拒“兩制”下的香港，受到“一國”的同化。這種同化的過程，對反對派和他們背後的外國勢力來說，就是“洗腦”。他們堅決要站在“香港核心價值”這一方，要與“普世價值”完全接軌，香港拒絕做“另外一個中國城市”，他們決不做中國人。有堂堂中文大學的高級講師，竟然激動到公開撰文宣佈要“誓死保衛”香港的核心價值；使我們彷彿回到“文革”時代，而“學民思潮”那些小孩子，糾眾到處要親建制派的每一個候選人表態，人人過關，整個做法，跟紅衛兵一點分別都沒有，只欠一本小紅書而已。
而反對派要“誓死保衛”的香港核心價值，究竟是什麼東西，有什麼內涵，誰也說不清楚，其實是各取所需，反正反對派說什麼是“香港核心價值”，它就是了。說白了，所謂“香港核心價值”是反對派自己構建的道德高地，是用來打人家的。
我的一位網友“蝦餃”說得好：“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是移植盎格魯人的價值觀，就是將世界民族分不同等級。最高的當然是盎格魯人，之後是西歐的白人，東歐白人，日本人等不斷向外擴散。最低等級的可能是安哥拉的黑人朋友。港人要維護那盎格魯核心價值，就是要維持他們高於其他黃皮膚人種的地位。看一下港人在香港對盎格魯人、歐洲人、大陸人、南亞人的態度，非常切合他的分析。一天曾被殖民，一生不改其品，永遠都奉昔日主子為上。這是港人的悲哀，國人的悲哀，甚至是人類的悲哀。”
在當前香港的政治氣氛，這樣的言論當然會被目為“一左二窄”，但觀乎YouTube中一個香港婦人對一個她認為是內地人大罵，當對方告訴這位港人她不是大陸人，是新加坡人時，港人連番道歉，“蝦餃”的結論還是接近事實的。
盎格魯—撒克遜價值被他們自捧為“普世價值”，其實一點也不奇怪。在過去兩千年中的一千八百年，我們中國人也都認為我們是“上國衣冠”，代表著高人一等的“普世價值”，可以“垂範四夷”。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柏林圍牆崩塌，蘇東變天，中國也於政治風波之後忙著韜光養晦時，美國人曾經自我膨脹到認為已經達到“歷史的終結”。今天還吃著當年的政治老本的香港反對派除了死捧“普世價值”之外，實在已經再沒有其他的道德依據了。只是自2008年美國國勢明顯衰落，於逆境中已經顧不了儀態，美國向外推銷的“普世價值”，其雙重標準的偽善性已經表露無遺，所以反對派最近也少談“普世價值”，只好從倉底裡找出上次推出時被批得體無完膚的“香港核心價值”出來湊合。
如上分析，“香港核心價值”其實右得可以，反動透頂，但是經過“政治化妝師”粉飾一番之後，竟然以激進，至少是進步的面目出現。只是任何接觸過一點點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會明白，任何不以反帝、反殖為起點的所謂激進分子，其實與右翼的法西斯主義者無異。香港的激進“民主派”，是形左實右的民粹法西斯主義者，所以反對派近來明目張膽的公然與地產霸權合流，聯合一致炮打北京共產黨政權，即市面流行說的“地產黨”鬥共產黨，是絲毫不奇怪的事情，他們不合流才奇怪。
中國模式任重道遠
再說“中國模式”，這個議題我一早就在本刊談過許多次，這裡不再重復。我們不妨從西方的“普世價值”開始作檢視。美國價值源自盎格魯—撒克遜價值，而盎格魯—撒克遜價值，是西方希臘—猶太文化的一條支流，人家有他們的歷史傳承，一步一步累積，才發展到今天的狀態。這就是社會科學經常用到“路由依賴”（path dependency）的概念。
就以我們中國人今天起碼在口頭上十分崇尚的“法治”為例。西方幾千年的傳統，法律的最終源頭是上帝，幾千年的鬥爭，反覆折騰，樹立了法律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和“惡法亦法”的傳統和習慣。當年戈爾得票明顯高於布殊，但當大法官判布殊當選之後，民主黨連屁也沒放，就乖乖的承認這個結果，不再對抗。但是我們的歷史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和反應。對中國人來說，“法律不外人情”，並非至高無上，至少是情、理、法並列，因此中國跟本不可能有西方那種法治社會。即以自以為西化得可以的香港人，特別是崇洋而沾沾自喜的反對派，他們從心底裡就是不自覺的反法治。同樣是選舉，不管你怎樣看，梁振英是按照既定的遊戲規則，依法當選的；但是支持唐英年的一方，至今仍然不服氣，還在搞破壞。不光是這樣，長期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泰國，便是明顯的例子，不管誰當選，對手都不承認，都要繼續搗蛋。這樣的文化環境，強要搞西方的選舉民主怎會成功？這就是美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蘇東波、阿依戰爭、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等，不論用文用武，始終都不能成功複製西方民主的最基本原因。
所以，我對香港最終成功的，可持續的、和諧的落實普選，越來越悲觀。對於把西方的什麼“普世價值”硬裁剪為“香港核心價值”十分抗拒。我國自晚清以來，經歷過屢次的慘痛挫敗，曾經十分自覺地拋棄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承。而自“五四”運動以來，更持續的一波接一波徹底系統性地摧毀傳統文化，嘗試進行全盤西化。我們這一百多年瘋狂的自殘並沒有成功，除了道德和心靈的徹底空虛之外，我們並沒有成功的全面移植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崇洋的自由主義者會認為這是我們民族性冥頑不靈，需要繼續改造。但是今天西方文化已經明顯走進了死胡同，就好像集體投河的老鼠一樣，這一點除了迷信的自由主義者之外，已經是路人皆見的事實，試問我們明知死路一條，是否還要跟著走下去？不然的話，我們就只能靠自己來摸索，這一嘗試，你叫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模式”、“中國經驗”都好，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躲不了的。這前無古人的摸索不容易，但卻關係著中華民族的前途、全人類文明的前途，正正因為任重道遠，中國人更需要有危機感，更需要凝聚起來面對艱巨的挑戰。國民教育要堅決進行到底，這樣我們才有接班人。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9月號，總第1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