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解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分治的史觀
突破“國家認同錯亂”的困境
1950年美國杜魯門總統以國際法的認定,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藉隱含美國對台灣的權利,企圖截斷兩岸統一路程,以維護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利益,致使台灣內部在國家認同與意識形態上產生多元與矛盾。台灣地位必定方能解除混亂,故有必要清楚認知國共內戰造成兩岸分治的歷史事實。
我們知道1684年清帝國正式納台灣為中國領土,1895年“馬關條約”中將台灣、澎湖等島割讓給日本。當時國力積弱的中國在受列強蹂躪的環境之下,一群愛國知識分子分別組成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雙方均反對軍閥割據、反對帝國主義入侵、同樣主張保護中華民族。故國共兩黨歷經過對日八年抗戰時期的合作關係。對日抗戰勝利,日本歸還台灣、澎湖等島,國共關係反因破裂而造成國共內亂,國民黨失敗,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的執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則自大陸撤退至台灣,形成今日“一個中國兩地分治”的歷史事實,兩岸分治的內涵是兩岸“等待統一,結束政治對立”的內部關係,不是“國與國”的外在關係,任何企圖以國際法來混淆對台灣地位的認知,實質上只是一種湮滅日本侵略中國行為、倒果為因的國際詭辯。
看清國際現實
台灣沒有獨立的實力
美國發表“台灣地位未定論”,使鼓吹台灣獨立者,編織台灣是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的一塊領土之幻想,同時催眠台灣人民相信可以依靠美國的保護而獲得安全。然而美國是現實主義者,一切以“國家最高利益”為原則,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試觀二次抗戰結束後,中華民國原是美國的同盟國,更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但其後美國因見中國在國際地位的逐漸增強,與中國友好對美國將有更大的利益,因而於1979年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至今。又南越是美國的盟友,還有美軍進駐,但越戰造成美國損失太大,美國遂不顧對東南亞國家的承諾照樣撤退。
現行的台灣關係法所謂對台的安全行動,只是美國一部現行的國內法,並無與台灣簽訂約定,對台灣根本不具任何承諾……。從這些歷史真相中試問:台灣安全真能因美國而獲得保障嗎?當台灣人民以為美國的自由民主開放而嚮往成為美國人之際,自詡為“文化大熔爐”、已解決種族歧視問題的美國,不久前在受世界矚目的奧斯卡典禮中,卻爆發黑人種族歧視的爭議,主持人更在典禮上歧視亞裔為“笑柄”。
台灣新世代年輕人必須強化國際觀,才能從了解國際形勢中,為自己找到正確的道路。認清國際現實,台灣根本沒有獨立的實力,台灣的領導者必須有縱深的政治高度,站在人民福祉的立場來考慮台灣未來的走向。中國已崛起,與美國形成東西方兩個大國,台灣可以從“情感”及“國際利益”兩個角度中做選擇:在情感上,我們選擇中國是主動權、是對等關係,可以共同做為大中國的主人;在國際利益上,我們選擇美國,即使獨立,台灣只是傀儡、只是他國的棋子、是永遠無法融於白種優越民族的次等亞裔人種。
兩岸人民的衝突
自生活方式的不同
二戰結束後,美蘇成為國際上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統獨”可以說是當初兩大國操弄出來瓜分天下勢力的手段,世界也被切分為“共產”與“民主”兩個世界。事實上對老百姓來說,那只是生活方式的差別,但台灣因受教育方式之影響,“共產”與“民主”分別代表著“邪”與“善”這樣的觀念,遂深深根植在台灣人民的認知中,這使得在中共社會主義主體性下要實現統一,就有其現實環境上的困境。
事實上二者只是一種社會制度,而制度本身並無善惡之分,導致有善惡結果的,仍在於執行者-“人”本身。以“最幸福的國度”丹麥為例,其施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台灣人民可能以為那是人民被迫接受的生活方式,但正好相反,丹麥的社會主義制度卻是由其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所以體制不是問題,因對體制的不瞭解而心生畏懼才是問題。
國共內戰之後的兩岸中國,各自發展出適合其人民的社會制度,在兩個體制的改革道路上,也各自有非凡的成就,例如蔣經國帶領台灣經濟起飛,鄧小平帶領中國大陸脫離窮困,使中國站穩世界大國的地位,為兩岸人民帶來福祉,他們的成就都應受到我們的推崇。當然,兩個社會制度尚不完美,但改革的進程卻必須依在地客觀環境調整,一昧效仿他國必導致失敗,使社會停頓。蔣經國曾說:“民主是漸進的,不是冒進的;是培育的,不是移植的;必須適於國情,在自己的土壤生根成長”,觀二戰以後,世界兩大強國中,代表共產主義的蘇聯瞬間瓦解,中國卻從貧窮落後中,轉變成現代化的經濟大國,主要關鍵在於中國大陸從共產社會主義中,逐漸發展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證實中國大陸的社會改革,更適於國情,並成功地在自己的土壤生根成長。我們必須能客觀分析,兩岸社會制度的未來發展,才能發揮互補的效能,如同當初中國大陸現代化時,台灣以現代規模、資金、人才及技術對中國大陸發揮了作用一樣,在今日中國大陸思想和意見自由交流較為受限的環境下,缺乏的創新能力可藉台灣的民主來互補;但整個中華民族的興盛,則需靠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崛起,現實來說,復興起來的中國,才是兩岸人民的保障。
對兩岸人民來說,台灣、大陸當為兩岸人民所共有,具此共識,兩岸才會以統一為最後達成目標,故須加強兩岸人民教育,使其體認兩岸環境的不同(尤其是台灣只有2300萬人口需要果腹,大陸領導人卻要養活近14億人民),相互以尊重、同理心、包容來瞭解對方;加上今兩岸通婚越趨頻繁,目前在台灣的大陸配偶已將近34萬5千人,加上婚姻生下的下一代,兩岸統一的必然趨勢,已從中找到答案。兩岸人民福祉繫於國家領導人,從基層刻苦環境中磨練成長的習近平,我們對他成為中國偉大的政治家懷抱很大期待,目前兩岸雖有基於移民淵源的血緣、地緣和文化認同的先天優勢存在,但仍需加強兩岸人民現實的和長遠的根本利益,則阻隔兩岸的統一,就會像阻隔東德、西德的柏林牆一樣,一夕被人民所推倒。
從“一分為二”到“二合為一”的一中實踐
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三生萬物”。一是混沌,二是二分,一生二即從混沌中生成,有混沌才有包容、存異與和諧,故與西方物質主義下只有二元對立的思想不同,一分為二沒有二合為一,就只有兩端,代表沒有中間、沒有過渡,只有對立、鬥爭和分裂,而中國講究的是一元思維模式下的整體論世界觀,萬物分陰陽二體,當陰陽合一則萬物生生不息,這就是中國老祖宗的智慧,兼具有從“一分為二”到“二合為一”才是圓融和合之道。一分為二的兩岸中國,有了二合為一的一中實踐目標,才能有過渡、有妥協、有存異、有和諧,兩岸也才能從“和平”走向“合一”的“共同和合”、“和合一家”之道路。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6月號,總第22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