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涉台智庫工作的主要特點
如上高校涉台智庫的定位，決定了其工作的主要特點。幾年來的實踐表明，通過對高校涉台智庫實際工作的分析，可以較深刻地把握高校涉台智庫工作的主要特點。
1、對於對台工作戰略、政策和策略的研究，與對台灣問題的學術研究，須以前者為重點。
高校涉台智庫身處高校，人員基本都是高校的教學與研究人員，特別是仍然基本上按高校現行管理體制對之進行管理，包括考核。所以，目前絕大多數的高校涉台智庫人員，仍然習慣於傳統的“高校思維”。表現在智庫的工作上，就是始終更為重視所謂台灣問題的學術研究，卻不同程度地忽視對台工作的戰略、政策和策略研究。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有很具影響力的高校涉台智庫的領軍人物，宣導並致力於建立“台灣學”。儘管後來實際上不了了之，但卻清楚表現了對台灣問題學術研究的重視，以及對智庫的戰略、政策和策略研究的忽視。
實際上，對台工作的戰略，政策和策略研究，對台灣問題的學術研究，在根本上並不相互排斥，而且相互支撐。高校涉台智庫工作人員如對台灣問題有較精深的學術造詣，肯定對其對於對台工作的戰略、政策和策略研究大有裨益。但在實際的工作安排上，包括研究人員關注的重點調配上，二者確實存在較明顯矛盾。突出學術研究，而忽視相關的戰略、政策和策略研究，將對高校涉台智庫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全域性的重大不利影響。首先，這與智庫的定位不符，有違設立智庫的初衷；其次，這實際上放棄了高校智庫的獨特優勢，對於智庫的生存和發展不利；第三，對於智庫人才培養、成長不利，很可能形成既沒有很強戰略、政策和策略研究能力，又缺乏較強學術水準的“兩不像”現象。
改變智庫工作重視對台灣問題學術研究，而忽視對於對台工作的戰略、政策和策略研究的現象，須從多方面入手。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是，高校涉台智庫管理體制的改革、調整。不應照套現行的高校管理體制，而須建立符合智庫定位、適應智庫工作特點、有利智庫人才培養的體制。
2、在對台工作戰略、政策和策略研究中，須以對兩岸關係大形勢的準確把握，以及對其發展變化大趨勢的準確預判為基礎和出發點，以及研究目的和對研究成果的考察標準。
這是由智庫為對台工作服務的基本屬性決定的，也是由建立高校涉台智庫的初衷決定的。在實際的對台工作中，人們往往更多地關注兩岸關係的各種具體問題，而忽視準確把握兩岸關係大形勢，特別是忽視準確預判兩岸關係發展變化的大趨勢。但對台工作的實踐已一再表明，上述兩方面的忽視，往往給對台工作的戰略、政策和策略帶來不可低估的，有時甚至是重大的失誤。如前所述，高校涉台智庫具有“軟”、“寬”特點，使之可以，也應該對於準確把握兩岸關係大形勢、準確預判兩岸發展變化大趨勢，發揮更重要作用，做出更大貢獻。
事實表明，當兩岸關係處於劇烈變動之中時，即各種新問題、新矛盾開始表現、暴露，但又還很不充分，還處於表現、暴露過程之中時，最需要對兩岸關係的大形勢，及其發展變化大趨勢做出準確判斷、把握，但又往往難以準確判斷、把握，常常發生誤判，並從而給對台工作帶來不利影響。這是最需要涉台智庫發揮作用，而且也可以發揮作用的時刻。認真總結涉台智庫及其工作人員，在歷次兩岸關係發生急劇變化時的表現，對於深化認識涉台智庫工作特點和規模，不斷提高涉台智庫及其工作人員工作能力和水準，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義。
要求準確判斷、把握兩岸關係大形勢，特別是準確預判兩岸關係發展變化大趨勢，對於高校涉台智庫及其工作人員是重大的挑戰。如前述，高校涉台智庫的資源和工作條件，特別是人才條件，都很困難，對於承擔準確判斷、把握兩岸關係大形勢，特別是準確預判兩岸關係發展變化大趨勢，確實十分吃力。但另一方面，高校涉台智庫及其工作人員，對於這兩個準確判斷、把握，又是完全可以有所作為的。關鍵在於，高校涉台智庫及其工作人員，須深刻認識並充分運用前述的自身具有的“軟”、“寬”優勢，在相關研究中，積極、大膽地解放思想、勇於創新，不怕失誤，認真從誤判中總結經驗教訓，肯定可以迅速成長，不斷提高工作能力和水準，做出越來越準確的判斷。
3、謹防落入“民意陷阱”，擯棄“民調迷信”，遵循正確的思維方式，充分發揮自身的傳統優勢，在根本上認識與把握兩岸關係及其發展變化。
從本質上說，高校涉台智庫的工作就是，認識和把握兩岸關係及其發展變化。這是一項十分複雜的工作，其效果如何取決於很多因素。人們通常十分重視其中的“硬因素”，即資源、工作條件等等，而對其中所謂的“軟因素”，都明顯重視不足。所謂“軟因素”內容龐雜，筆者不可能在此全面探討，只集中于工作的思維方式及其影響。
近年來，在關於對於兩岸關係相關問題的判斷與把握中，十分強調所謂的台灣“民意”，而且實際上還出現了把“台灣民意”等同於台灣“民意調查結果”的趨向。民意調查是社會學研究的一種方法、手段，由於眾所周知的局限性，這一方法及其調查結果，對於研究的問題從來只有輔助意義，而沒有也不可能有決定性意義。但在台灣，所謂的“民調”及其結果，不僅名目繁多，而且已成為形成社會輿論的主要手段，從而成為不同利益集團謀求自己利益的重要工具。這在台灣關於兩岸關係的各種“民調”及其結果中，表現尤為突出。這實際上是台灣島內民粹主義惡性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大陸的涉台智庫，不僅是高校涉台智庫，在對台灣島內政情、社情的研究中，特別是在對島內涉及兩岸關係動向的判斷、把握中，似乎出現了可稱之為“民調迷信”的動向。不僅言必稱台灣民調資料如何如何，而且甚至不惜工本，親自在島內進行“民調”。但是，從區區一千出頭的民調樣本數，得出的結論能有多少實際價值？更須警惕的是，製造“民意陷阱”已成為島內“台獨”勢力欺騙兩岸民眾與國際社會、抗拒統一的重要手段。涉台智庫對台灣島內民意的關注，必須謹防落入“民意陷阱”。
涉台智庫在研究工作中，對台灣“民調結果”的過分重視，反映了思維方式的偏差。台灣的“民調結果”完全不等於台灣真實的民意。更重要的是，所謂的“台灣民意”對於兩岸關係，特別對於實現祖國統一目標的影響，必須有恰如其分的評估，既不可忽視，更不能誇大。為此，涉台智庫，尤其是高校涉台智庫，在自己的相關工作中，需要重視擯棄對於西方政治學、社會學理論、思維方式，以及方法的簡單模仿，甚至照搬、套用，而必須重視發揮我們的傳統優勢，無論是理論、思維方式，還是研究方法，無不如此。
高校涉台智庫的人才問題
人才問題是智庫生存與發展的關鍵問題，已經受到廣泛關注。人才問題涉及三個主要環節，即選人、使用與培養、考核與激勵機制。高校涉台智庫的人才問題尤為突出，在這三個主要環節，都存在不容低估的重大不足，從而導致了高校涉台智庫人才問題的特殊性。
高校涉台智庫應選用什麼人才，當然首先由其基本定位，即由其涉台智庫的定位和功能決定。但同時，又必然受到一系列實際條件制約，甚至決定性影響。從高校涉台智庫設立和發展的實際過程看，它們選用人才大體遵循的模式是，設立之時基本上是“有什麼人，用什麼人”，即出面組建智庫的人，即為智庫最早成員。雖然這些人多為台灣問題、兩岸關係研究人員，但未必是合適的智庫人員。之後，隨智庫的發展及條件的不同，選用的人員出現專業領域廣泛化和高學歷趨勢，反映了對這兩方面的日益重視。但對於作為智庫研究人員的條件，一直沒有予以特別的關注。當然，這與適於智庫工作需要的人員匱乏直接相關。
受限於多種因素，選入高校涉台智庫的人員未必適合於智庫的工作，是普遍存在的實際情況。人們開始認識到，使用和培養是高校涉台智庫人才問題的核心問題。這一問題實際上包括使用與培養方向或標準，以及如何使用與培養兩方面。智庫的基本定位，當然就是高校涉台智庫人才培養方向或標準。對於選入的人才，必須從一開始就十分明確地提出，為對台工作服務的方向，在為對台工作服務的實踐中予以使用並培養，以不斷強化他們為對台工作服務的強烈意識，以及服務的能力。主要是準確判斷、把握兩岸關係大形勢、大趨勢的能力，以及提出工作建議的能力。這裡很重要的是，如何正確處理提高智庫工作能力和水準，與提高涉台學術水準的關係的問題。限於篇幅，不在此贅述。另一個與此直接相關的重要問題是，囿于高校現行體制，對高校涉台智庫人才的使用和培養的限制問題，這不是智庫本身可以解決的，必須在高校深化改革中爭取逐漸解決。
人才考核，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激勵機制，是高校涉台智庫人才使用和培養的關鍵環節。考核標準的確立，以及與整個高校相應標準、機制的協調，是高校涉台智庫人才考核與建立激勵機制的決定性影響因素。高校有相對成熟的人才考核標準，以及相應的激勵機制。簡單地說，就是以學術成果、教學成效為標準，並作為激勵機制的基礎。但這兩方面的標準，在高校涉台智庫並不適用。現在通常的做法是以發表學術專著和論文的數量、層級（例如，發表於所謂“核心期刊”論文的數量），作為學術成果的標誌。但智庫的成果不是這些，而是對於涉台工作，特別是對涉台戰略、政策和策略的貢獻、影響。顯然，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標準，而且互不相容。但高校涉台智庫作為高校的一部分，兩個不同標準的矛盾衝突不可避免，必須認真協調，尋找雙贏的處理之道。這是高校涉台智庫更好地發揮智庫作用，甚至生存的重大問題，必須受到重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8月號，總第23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