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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都面臨著古怪的特朗普的壓力，都試圖穩定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的關係。 |
中評社╱題：特朗普革命、新型全球化與亞洲局勢 作者：鍾飛騰（北京），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關係室主任、研究員、博士
作者指出，全世界都面臨著古怪的特朗普的壓力，都試圖穩定與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的關係。認識“美國優先”的特朗普革命，需要重新認識美國。目前美國對外政策有著極為重要的國內根源，特朗普的多數行為都是國內中下層利益優先，包括我們目前特別關注的中美貿易摩擦以及東亞問題等都是如此。特朗普的主要動機和目標在於，重構國內政治經濟與國際政治經濟之間的聯繫，讓美國中下層更能獲得好處。不過與以往的革命都是短期完成不同，特朗普革命可能是長期的。
一、前言
特朗普是美國百年來一位奇特出位的總統，他提出了頗有爭議的“美國優先”政策。到目前為止，美國精英階層中的多數仍對特朗普的政治才能和政治信仰持批評態度，認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將失去二戰後領導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能力。西方佔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輿論，普遍認為西方贏得了冷戰的勝利，因而多數人將原本只是屬於北美、歐洲和大洋洲等地區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想像為一種覆蓋所有國家的秩序，並且將冷戰以來經濟興盛與全球化的發展歸因於這種秩序。其他國家的很多精英也接受了這種論調，認為美國總統總是與美國精英的利益一致，將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作為首要任務。
但是，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後採取的諸多措施表明，美國與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關係出現了問題。特朗普對多邊主義不感興趣，將氣候變化問題扔在一邊，也不接受主流經濟學家對保護主義的口誅筆伐，並且輕率地試探“一個中國”的政治正確性。這一系列眼花繚亂的動作，以及在推特上發佈重大政策的手法，一度讓跟蹤和研究美國政經變化的人士out了。特朗普上台本身似乎表明，美國已不再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美國。
二、新美國、國內政治與特朗普革命
如果僅從外表和整體看，美國還是那個美國。例如，美國的經濟總量還在繼續上升。IMF資料表明，2017年美國經濟總量為19.4萬億美元，淨增長738億美元。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從2016年的15.5%下降至2017年的15.3%，跌幅為0.2個百分點。如果以美國農業部提供的國際宏觀資料計算，2016年美國實際經濟總量為16.9億美元，2017年上升至17.2億美元，淨增長371億美元，美國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從2016年22.0%下降至2017年的21.8%，跌幅不到0.2個百分點。因此，從經濟總量意義上說，無論是絕對地位還是相對地位，美國還是穩定的。
從軍費開支看，美國也依然名列前茅，超出前十國的總和。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提供的資料顯示，2016年美國軍費開支為6111.9億美元，比2015年增加了151.8億美元，占全球軍費開支的36.0%，比2015年還增加了0.3個百分點。特朗普上台之後，更是大幅度增加了軍費開支。
在軟實力方面，美國下降的幅度也不像我們想的那麼大。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研發了一個“全球存在感指數”，其中包括經濟、軍事和軟實力三個方面。按分指數來看，2015年美國軟實力得分為1738.2，2016年得分為1745.0，增長6.8。從相對角度來看，中國的軟實力在2015和2016年的相應得分為452.9和461.2（列全球第三位），增長8.3，中國占美國的比重縮小了0.4個百分點。由於移民政策是軟實力指標的8個組成部分之一，特朗普反對移民的政策將會減損美國的軟實力，但是指標的其他部分變化幅度不大，因而整體上美國的軟實力還依然強大。
如此一來，僅從美國整體地位的變化來討論特朗普的政策是非常不夠的，甚至具有誤導性。美國重量級國際關係學者傑夫·科爾根和羅伯特·基歐漢在2017年5/6月號《外交》發表《被操縱的自由主義秩序》一文，他們認為前幾年在討論美國對外政策時，問題的焦點是美國是否應該扮演領導角色，但從2016年以後，美國精英普遍認識到，問題的性質發生了轉變，美國對外政策的挑戰主要不是國家間問題，而是來自美國國內。這個重大思路在美國智庫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哈斯的《外交政策始於國內》一書中有更為深入的論述。在中國，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內政決定外交，這麼簡單的道理還需要專門寫書強調嗎？是的，如今的美國似乎還沒有就此達成全國性的共識，特別是白人精英與中下層之間分歧嚴重。
自二戰以來，美國白人精英主導的很多對外政策，並非只是立足於國內利益，而是基於這些人廣泛分佈的全球利益。通過將美國的整體利益拓展至境外，美國白人精英的財富、權力和地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為了拓展和保衛這種利益，白人精英採取了兩種戰略，對外是霸權，控制關鍵的資源和通道，在海外駐軍，將美元轉變為國際貨幣等。對內是“內嵌式自由主義”，即把他們從海外擴張獲取的利益部分轉讓給中下層，以求得他們的支持。美國二戰後的對外戰略之所以獲得成功，主要是擺平了國內勢力的干擾。在此之前，美國白人精英曾多次品嘗失敗的苦果，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一戰結束之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沒能說服參議院批准加入國際聯盟。而二戰後幫助美國奠定全球地位的那一代人，多數人的年輕時代就曾生活在威爾遜治下的美國，由於經歷了大蕭條、二戰等重大的歷史性巨變，這批人擁有非凡的戰略遠見和政治能力，既有能力規劃未來，也有意願跟中下層搞好關係。這甚至讓美國戰略界的第二代——如布熱津斯基等，都甚為敬佩和羡慕，布氏將其最後的著作取名為《戰略遠見》。
由於美國的對外戰略是如此的成功，甚至最終以和平的方式贏得了冷戰，我們便接受了對外戰略這一個向度的邏輯，即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美國一定有利，因而美國將維護這套秩序，防止他國衝擊。比如小布希時期的“戰略競爭者”、“利益相關者”，奧巴馬時期的“中美兩國論”等，都是白人精英對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一種定位，核心是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以往，我們假定當選的美國總統總是能代表美國的整體利益，推進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維護美國霸主地位，這符合白人精英統治集團所認知的美國國家利益。很多研究美國的國際問題專家，通常也是從美國白人精英口中瞭解美國政府的政策主張，雙方討論的是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框架下，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可能有的發展空間。大多數專家到美國調研訪學，也主要是走進大城市，如華盛頓的智庫聽聽“旋轉門”的人怎麼看，然後將這些談話寫成分析報告。很少有學者能獲得機會到美國的鄉鎮調研，更不用說與特朗普的支持者面對面交流一下。
2016年11月特朗普勝出之後，基本上宣告了這種精英認知模式的破產。特朗普上台表明，美國國內問題比國際問題更為嚴重而緊迫。如果不對美國內政有深入的瞭解，恐怕不能認識美國對外政策的變革。認識特朗普時代的新美國，需要的不只是國際問題專家，而更多的是美國國內問題專家。以往，全球多數國家的美國問題專家被巨大的慣性牽著走，以為只要瞄準了美國精英階層的對外政策，就可以和美國周旋，卻喪失了將美國白人精英的對外戰略和對內戰略關聯起來考慮的意識。
特朗普的上台顯露出，美國白人精英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主導這個國家，他們有時候也不完全能推選出喜歡的政治代言人。特朗普執政一年多，解雇了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等執政層的核心成員。據說被解雇的這些要員，是白人精英群用來制衡特朗普的。顯然，美國內政的鬥爭相當激烈，白人精英集團對特朗普不滿意，但又不能打破民主制度，因為特朗普是民選的，而民主制度也被白人精英所認可。民主制度選出了一位不被白人精英所認可的總統，這是民主的悖論嗎？要知道，二戰時期，德國的希特勒也是民選的。
這需要我們重新認識新時代美國的政治體制的性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理論上都應該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代表某一階層的利益，一種是代表整體的利益。後者顯然並非是常態，需要相當大壓力的外部競爭環境、更為複雜的政治制度設計和更為高超的統治藝術。如果特朗普並不代表白人精英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其他階層的利益，那麼我們就不能把二戰結束以來所總結的一套經驗用來認識特朗普。
這一點有些類似於十月革命前後的俄國與蘇聯，蘇聯替代俄國帝國，事實上是一場革命性的政權變更，蘇聯要維護和鞏固的國家利益，完全不同於俄國時代，儘管有些目標也是一致的。但由於大蕭條和二戰，美國精英階層對蘇聯的認識相當矛盾和複雜，直到二戰勝利後，美蘇雙方要劃分勢力範圍時，終於發現擺不平國際事務了。1946年2月，長期觀察、研究蘇聯的美國駐蘇聯代辦喬治·凯南發回一封長電報，美國精英階層才確認將蘇聯當作是美國的最大敵人。今天的美國是否也是如此呢？特朗普上台是否意味著美國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政權變更？以往我們看到的政權和體制變更，通常都是美國人搞其他國家，這次好像是白人主導的美國被國內普通中下層搞了一把，換了個總統來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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