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話語權的爭取
我一貫主張：台灣是中華文化現代化最好的實驗室。中國大陸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許多根本問題，台灣都曾經遭遇過。台灣應付這些問題的方式，有得有失，有成功有失敗，其成功或失敗的經驗，都可以作為中國大陸的參考。
“沒有靈魂”的臨床心理學
在“文化話語權”的爭取和掌握亦復如是。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論點：2009年9月26日，台灣臨床心理學界最資深的柯永河教授退休九年後，在台灣心理學會第48屆年會上，以“我心目中的台灣臨床心理學”為題，發表主題演講。他對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狀況做過深入的回顧之後，說道：
臨床心理學在台灣發展到現在，筆者深以為最重要的是建立純屬於自己的臨床心理學理論。在台灣自從有臨床心理學史以來，它的定義、工作人員稱謂、臨床心理師工作場所、工作方法與工具、工作理論、使用的讀物、課本，無一不是從美國移植過來的。時間已過了半個世紀，目前台灣的臨床心理學界人士無論是學界的或是實務的，情況還是一樣；外界人士看來，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人都深信不疑地對自己說：“美國臨床學者在他們本土開拓出來的這條臨床心理學路線是絕對不會有誤，它有多長，我們就走多久，而且不必要改變什麼，繼續走下去就對了！”（p.55）
為了作這次主題演講，柯教授特別針對22位台灣臨床心理學者進行一項調查，結果發現：他們常用的理論有六種，包括：認知治療（81.8%）、行為治療（77.3%）、折衷治療（45.5%）、個人中心（31.8%）、精神分析（22.7%）、存在主義治療（22.7%），“但是那些都是舶來品，沒有一套是土產的”。因此，他認為：
如果在台灣的臨床心理學希望成為“台灣臨床心理學”，它必須擁有一個或數個核心理論，而且那個或那些理論是台灣特有而其他地方所沒有且可以和其他地方平起平坐，或甚至優於且可包容其他地方的理論在內的；不然，現在的台灣臨床心理學，充其量，只能稱為“在台灣”的臨床心理學，而不能被稱為真正的“台灣臨床心理學”。
基於這樣的見解，他希望有些教師在職位升至教授之後，能夠：善用退休前的剩餘教書光陰，整理或統整累積多年的諸多零散心得或資料，並從中努力尋找出一個或數個核心概念，將雜亂無章的諸多學術經驗串成系統性的知識，由此企圖建立一套“自認不錯”的理論系統，根據此一系統反省與解釋舊有的及新增的資料，並進一步據此預測前有的理論系統所無法預測的新心理現象。
他說：如果沒有人肯做這樣的工作，“則可預期到往後幾年，台灣臨床心理學界人士還是過著‘沒有靈魂’、‘行屍走肉’，仍然捧著外國臨床心理學理論，而被它們牽著鼻子走津津有味，樂在其中的治學日子。”
“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
柯永河是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大老，退休之後以八十高齡說出的這番話，可謂肺腑之言。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家唯有充分考量自身的文化傳統，建構“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才能夠解除其“主體性的焦慮”；也唯有這種具有主體性的理論，才能夠消除其“知識論的困惑”，而能夠和西方理論“平起平坐”，展開“對話”。
然而，理論建構是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以來，西方文明之菁華，是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的，若是對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要想建構“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真是談何容易！
我從1980年代致力於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之後不久，即深刻體會到科學哲學對於建構本土社會科學理論的重要性，因此，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撰成一本《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介紹西方科學在二十世紀內發展完成的五大典範，包括：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
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主張：非西方國家必須以“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針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本土社會科學理論，來解決本土社會的問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也發表了上百篇的論文。兩年前，我整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出版《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其英文譯本，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已由Springer出版（Hwang,2012）。最近，我又出版《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黃光國，2011），主張以“關係主義”取代西方主流心理學中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的心理學理論。
由“取經”到“對話”
世界上最先將“華人心理學”（Chinese psychology）帶入國際心理學社群的學者是目前業已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的加拿大籍彭麥克教授（Michael H. Bond）。他在1986年出版《中國人的心理學》，以後又組織大批的中、外學者，編撰了兩本《華人心理學大全》（Bond,1996；2010）。然而，一位任教於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華裔學者Y.T.Lee（2011）針對他2010年出版的《華人心理大全》作書評時，卻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書引用的研究，大多是在“套用西方的研究典範”，“整本書沒有清楚的結構”。
2010年，台大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召開了一項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本土及文化心理學界十位知名學者前來討論如何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在會議旨趣書中，我們直接指出彭邁克著作的弱點。在研討會上，我也很坦率地表明：彭邁克教授採取的研究取向，是將中國人放置在西方心理學理論中的某些向度上作跨文化比較，我的研究取向則是把文化視為整體系統。“泛文化向度”（pan-cultural dimensions）的研究取向，雖然能夠累積許多瑣碎的研究發現，但它卻會使華人文化面貌模糊，唯有把中華文化當作整體系統來加以研究，才能保持華人文化的主體性。
彭邁克教授完全同意我的說法。可是，他說：他只是這本書的編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當中、外學者都在套用西方心理學的研究典範時，他又有什麼辦法?他說：在他即將出版的《中國組織行為大全》的“結論”（Huang & Bond,2012），他甚至奉勸中國心理學者“有多一點的文化敏感度”（be more culturally sensitive）!
最近我收到這本書，打開一看，發現最後一章“結論”的題目竟然是：〈沒有比中國組織行為研究更美國化的東西了：邁向更有文化敏感度的未來〉（There is nothing more American than research on Chines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to a more culturally sensitive future）。換句話說，我們的學者盲目套用美國心理學的研究典範，連西方人都看不下去了。這本書的封面，還印了孔老夫子所說的一段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最後一章首頁，還將這段話翻譯成英文：Learning without thinking leads to confusion; thinking without learning ends in peril。這段話的第一句讓我想到當今中國學術界的“知識論困惑”，第二句則讓我想到中國知識分子“本體論的焦慮”：倘若我們的知識分子既不瞭解自身的文化傳統，又不知道西方文明的菁華，只知道盲目的向西方“取徑”，我們怎麼可能建構“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來和西方學術界對話?我們又怎麼可能消除中國知識界“本體論的焦慮”?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0月號，總第17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