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第四項大變革是歐洲一體化，特別是1999年問世的統一貨幣歐元。歐元一出世就遭到眾多必定夭折的黑色預言，理由只有一個：沒有統一財政，不可能有統一貨幣。新加坡著名政治家李光耀最近又一次斷言，歐洲必定衰落無疑，其根據就是這裡所提到的第二、三、四項變革，即福利國家、勞工法和歐元。也許在人們看來，要把這些改好，猶如要把一根彎曲的黃瓜拉直一般。筆者早就提出當今歐洲存在一大堆嚴重問題，但並不認定舊大陸必“死”無疑。只要認真致力於進一步聯合和改革，歐洲依然有希望，甚至可能重振一種新的歷史與時代意義上的輝煌。德國就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儘管面臨上述重重困難，德國社會始終保持相當穩定，其主要做法如下：
1、德國經濟增長一直由一種特殊的“穩定文化”指引著。德國人對經濟“穩定增長”有特殊的感受和理解。這些感受主要來自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所經歷的痛苦遭遇。一戰後，1923年發生的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讓德國人從此染上了幾乎是永久性的恐懼症；二戰後1948年貨幣改革所引起的價格大漲，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心態。德國的這種“穩定文化”滲透進了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例如，致力財政平衡，偏向貨幣“從緊”，環境保護領先，技術安全第一，等等。這些都有助於人們理解，為什麼德國在歐債危機中堅持要求重債國必須整頓財政，減少債務，縮小赤字（德國的這種堅持，引起了不少南歐人的反感）；為什麼德國在1999年歐元問世前其貨幣德國馬克國內幣值長期穩定，錢真值錢；為什麼德國在環保事業與產業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為什麼德國早在40年前就擁有磁懸浮鐵路技術並在漢堡成功投入試運營而後來不在其國內推廣，以及德國2011年宣佈在今後10年內關掉本國所有核電站……
2、德國經濟增長始終由一個先進的工業製造業部門支撐著。德國目前加工製造業約佔GDP的21%，但如果加上連帶的服務、貿易、金融等部門效應，它們保證著全國勞動力就業的30-40%。德國加工製造業四大支柱產業——汽車、機械、電器、化學具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與適應力，它們的產品70-80%用於出口。20世紀60年代以來，德國佔世界出口比重一直在10%上下。在20世紀60年代末-90年代末德國馬克對外幣值大幅上升年代，“德國貨”貴但照常暢銷不誤，這是它們國際競爭力強大的反映。經濟產業強大，有助於國家發達和社會穩定。
3、德國是一個自願有紀律、有組織的社會，是一個自覺遵循“自由+秩序”信念的社會。這是民族希望之所在。德國社會中的雇員—雇主關係可作為上述精神體現的一個例子。有組織的工會對有組織的雇主聯合會，在自主談判的基礎上，以“社會夥伴”的心態和方式解決勞資矛盾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代表雇員的最大工會是德國工會聯合會，成員630萬人；代表雇主利益的則是雇主協會，有200萬家企業參加，還有工商大會、德國工業聯合會等。當然，這不是說德國不存在勞資矛盾。事實上，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在資本與勞動的關係中，資本一般總是佔據著優勢。
4、德國有的政治家有令人欽佩的政治勇氣，敢於推行不受人歡迎的變革。時任聯邦總理施羅德2003年提出並實行的《2010議程》就是近期的一個代表作。儘管結果是其社民黨政府下台，黨員流失1/6，但反對黨繼任者默克爾繼續推行這套改革，改革勞動市場，收緊社會福利，放鬆政府對企業的某些限制，幫助德國成為歐債危機中的“佼佼者”，且繼續保持社會穩定。但這些改革的力度其實並不算大，而且德國許多政治家在“選票政治”背景下至今依然回避或者說不敢實行必要的重大改革。
社會領域
二戰後在德國的社會領域裡也發生了不少重大的變革。這裡簡要地來討論其中的四項，即收入分配、社會福利、兩德統一所帶來的社會問題以及地區間平衡發展問題。
1、收入初次分配與再分配。世界上所有國家，出於政治考慮與技術原因，都不可能表發有關收入與財富分配的真實統計，德國也不會例外。德國政府公佈的官方數字往往會縮小貧富差距的真實程度，而那裡的左派人士總是會蓄意誇大這條鴻溝；至於代表雇主利益的組織機構和代表雇員訴求的工會，它們各自公佈的信息資料自然也會相去甚遠。因此，筆者只能參考德國聯邦統計局的官方資料，加上或減去筆者以為必須“加工”的項目，得出自己的計算結果。如果僅以雇員實際拿到的淨工薪來與雇主的收入相比，它們的比例大約為1:7；通過二次收入分配即再分配，德國“上端”的20%家庭與“下端”的20%家庭收入差距大約在4-5倍之間。二次收入分配，主要是通過國家財政機構向就業者徵稅（特別是個人所得稅）和通過社會保險系統向就業者收費（首先是養老保險費），其所得款項，通過許多專案（養老保險金、醫療保險金、病假工資、勞動促進、公務員退休金、有子女家庭補貼、社會救濟、住房補貼等等），由國家轉移支付給各個社群，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貧富差距。
2、社會福利。德國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舉世聞名的。目前，每年大約有GDP的27%左右用於公共福利支出（比較：美國16%，OECD國家平均21%），主要用於醫療、養老、失業、工傷和護理老人。90%的人口從中受惠。但為支撐這一全民福利體系的資金問題已日益難以為繼，因此屢遭詬病，並成為西方經濟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
3、幫助東部地區重建。1990年兩德統一，這給德國提出了極大的挑戰。至今，20多年過去了，看來德國基本上成功地應對了這一挑戰，把整個東德社會融入了西德。當年曾有人說，實現兩德“政治統一”，一天即可完成，只要西部派員去東部接管就是了；“經濟統一”需要10年，因為要完成東德百千家國有企業私有化、大幅提升其內外競爭力以及重建東部基礎設施並非易事；“社會統一”需要20年，其主要目標是把東部居民的收入與生活水準提高到大體與西部一致；“文化心理統一”則需要30年，要實現人心融合和價值觀共識太難了。顯然，要實現所有這些“統一”，既需要時間，還需要金錢。自1990年以來，德國長期每年大約要花1000億美元（佔德國GDP3%）用來改造東部，所幸德國人發揚了愛國精神和民族認同感（儘管西部有些人不大情願），長期至今仍承受著“團結稅”等負擔，共同致力於統一大業。德國人用20多年時間基本上實現了上述各方面的“統一”，但至今尚未完全達標，矛盾依然不少，特別在思想感情心理方面。
4、地區發展相對平衡。二戰前，一提到德國，人們就會立即想到煤鋼生產重地魯爾地區。二戰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改革，目前德國早已進步成為一個地區發展相對平衡的國家。這首先表現在，在德國各州（這裡主要是指西部地區）之間，生活水準差距不算太大，這有助於使大多數居民首選就近安居樂業，避免人口過多流動和社會穩定。其次表現在全國人口分佈上。在德國，10萬人口以上就算大城市，共有81座，居住著全國1/3的人口，另有42%人口住在人口少於2萬的小城鎮，其餘的1/4人口大多數住在2-10萬人口的城鎮裡。德國全國超過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有4座，首都柏林人口最多，為343萬人，漢堡174萬人，慕尼黑135萬人，科隆102萬人，它們正好分佈在國土的東南西北。這種人口分佈，極大地緩解了特大城市“機會多，來錢快”的吸引力及其所引起的後果。顯然，這也是地區發展相對平衡的結果。最後表現在“經濟中心”相當均勻地配置在全國的東南西北中：東部有柏林、德累斯登、萊比錫等，南部有慕尼黑等，西部有科隆等，北部有漢堡等，中間則有法蘭克福、萊茵—內卡、斯圖加特等。它們各具特色，形象豐富多彩。德國的“經濟中心”配置狀況值得借鑒。
總之，二戰後來自國內外一連串重大變革的挑戰，總的說來，德國的應對基本上是成功的，長期保持了社會穩定。但目前德國依然面臨重重困難，特別是來自歐洲的問題，而德國是絕對離不開歐洲的。德國在歐洲不可能總是“一枝獨秀”。德國的未來主要取決於它本國和歐洲的改革與聯合的成功程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12月號，總第19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