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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問題因民族的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 |
中評社╱題：從千年變局中觀照振興中華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者：李海燕（廣州），廣州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育學院教授
【摘要】在當今國際風雨激蕩的大變局下，中華兒女紀念辛亥革命的偉大勝利，重溫中山先生對歐美列強的評價和他對時局的判斷，尊崇他“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主張。當今世界風雲突變，對於具有古老文明的中華民族而言，依然還是一百多年前那場千年大變局的延續，祇是經過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前赴後繼的奮發圖強，中國的和平崛起改變了霸權主義橫行的世界格局，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關口，各地方、各民族、各黨派面對未來會何去何從？
一、歷史的溯源: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孕育走向共和的辛亥革命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也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回溯歷史，孫中山等先賢們何以開始他們救國圖強的革命道路？
（一）千年變局中列強侵略迫使中國走上外發內生的變革圖強之路
中華民族上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處於世界文明的前列,燦爛的東方文明是世界農業時代的典範。在西方經由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到航海時代、產業革命走向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以來，中國卻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進入全面的閉關鎖國，僅留廣州為代表的華南沿海進行通商和對外交往，仍能以中國的文化自信和大國地位通過絲綢、茶葉、瓷器等出口參與世界貿易，世界各地的白銀源源不斷流入中國。清政府的腐敗、專制和內鬥以及國人的封閉和對傳統文化不分良莠的固執，全國上下都未認識到工業革命和國際市場引發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列強則步步緊逼，以傾銷鴉片打開了中國經濟貿易的大門，毒品的危害引發了“三元里抗英”和鴉片戰爭。在西方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惡性競爭的殖民掠奪影響下,中華民族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啓了艱難而屈辱的現代化歷程,持續至今。列強的堅船利炮和強權外交使得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不斷割地賠款，從澳門，到香港，再到台灣、廣州灣，中國從封閉的天朝上國陷入喪權辱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慘境地。正如晚清名臣李鴻章1874年給同治皇帝的奏折上所言：“夷自海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也，數千年未有之強敵也”。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積極探索救國圖強之道。從林則徐到康有為.梁啓超再到孫中山,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辛亥革命,從器物層面的師夷之長技到生產力變革,再到制度變革與思想變革及生產關係變革,其中的傑出人物就是領導辛亥革命的孫中山先生。
（二）日本入侵台灣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直接動因
正是受到1894年日本侵略朝鮮、中國爆發甲午戰爭的刺激，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興中者，就是振興中華，針對內部“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外部“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鯨吞蠶食”，決心“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1〕，明確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主張〔2〕。第一次向中國人民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綱領。《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除了巨額賠款，更向日本開放通航通商，各國工業品、傳教士藉機大量湧入，1897年德軍強占膠州灣，俄羅斯、英國、法國和日本等列強亦隨即武裝爭奪殖民地，列強掀起了瓜分大清帝國的熱潮，甚至於1900年英、俄、日、美、法、德、意、奧八國組成聯軍侵華，在各地燒殺搶掠，激起人民抵抗，而滿清的腐敗和對外軟弱使中國進一步滑入殖民地深淵。1905年，中山先生在東京將興中會與光復會、華興會合并為中國同盟會，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3〕，并在其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4〕。中山先生十分重視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祖國寶島台灣，先後三次到台動員革命。第一次是1900年9月28日，中山先生化名“吳仲”從日本神戶經馬關抵基隆再到台北，建立臨時指揮中心策劃廣東惠州起義，逗留42天。1912年“中國革命黨”台灣支部成立。中山先生從上海南下廣州指揮“討袁”，與胡漢民一同路過日本在台灣短暫停留，為台灣同胞和有關友人留下“博愛”、“同仁”等墨寶，會見了台灣和大陸在台的一些革命黨人。1918年6月上旬，“護法運動”失敗後由廣東汕頭取道台北東渡日本途中稍留，為其第三次到台〔5〕。台灣成為中國民主革命活動的重要基地，台灣的反殖民運動也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
（三）辛亥革命終結中國帝制建立現代共和國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震撼祖國大地，各省紛紛聞風響應，湖北軍政府成立，改國號為中華民國。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攜六歲皇帝在養心殿舉行最後一次朝見儀式，頒發遜位詔書〔6〕，滿清政權在革命浪潮衝擊下土崩瓦解。中山先生於12月下旬從美國回國，17省代表以每省1票的方式得到16票贊成1票反對的結果被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2年（民國元年）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就職。他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指出：“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亦同此”，強調五族共和〔7〕。辛亥革命推翻了267年的清朝統治和2000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共和政體。
二、目標的傳承:從振興中華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脈相承
孫中山先生期望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博愛的和諧社會，以“博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為己任，實現中國和世界文明共享，共同進步，建立一個大同世界，造就和諧安康幸福的人類社會。他開創的中國革命事業延續至今，從振興中華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脈相承，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與使命，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夢想。中國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都高度評價中山先生的歷史功績和與時俱進的歷史傳承關係。毛澤東主席在1956年孫中山誕辰90周年發表文章紀念他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的豐功偉績，要求中國共產黨人要始終高舉中山先生的旗幟。鄧小平在1981年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上提出從鴉片戰爭起，從西方,日本再到俄國，中國有識之士包括孫中山都在尋求中國的出路。江澤民主席在199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30周年大會講話和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提出“孫中山代表著一個時代”；胡錦濤主席在200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4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強調“孫中山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始終與時俱進；一生不懈奮鬥，始終堅韌不拔；一生熱愛祖國，始終致力於振興中華”。習近平主席在201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15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中評價“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在於他領導了辛亥革命，而且在於他為了實現革命理想，與時俱進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鬥爭方略，毫不妥協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各種勢力進行鬥爭。他堅決反對軍閥分裂割據，堅定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和國家完整統一……孫中山先生振興中華的理想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8〕。
2021年10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大會上再次強調：孫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驅為中華民族建立的歷史功績彪炳千秋。辛亥革命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9〕。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孫中山先生的夙願，是辛亥革命志士的願望，更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夙願，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夙願。
三、路徑的優化:從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一中國
1、中國特色的三民主義啓蒙了民智，但未能統一中國和振興中華
孫中山先生為中華兒女勾勒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但在實現過程中歷經波折。中山先生考察各國政體和發展狀況後，不是照搬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提出的三民主義有其獨特的理解。在方法論上，中山先生主張實行“開放主義”，“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於諸民族并驅於世界”。在具體選擇上，1906年他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演說中作了這樣的說明。他不斷追問“中國過去是獨立的民族國家，為什麼會成為亡國之民”?明太祖“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但其政治卻不過依然同漢唐宋相近，復被外人入侵，這是政體不好的原故……今日中國，正是萬國眈眈虎視的時候……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祇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所以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衆生謀幸福，因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利，故要民族革命；不願君主一人專利，故要政治革命；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要社會革命”〔10〕。中山先生問道於世界，博采衆家之長而高舉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大旗，領導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專制，但未能統一中國,未能實現振興中華的理想。
2、從新三民主義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一中國、振興中華
辛亥革命後軍閥割據混戰、列強依然在中國大地上橫行、保皇派和袁世凱復辟等，權貴不斷爭權奪利，歐、美、日等列強則繼續瓜分中國攝取利益而沒有真正平等對待中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乘機加強對中國的侵略，1919年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引發了偉大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從思想、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面對國難，許多中國有識之士組織了不同的政黨，嘗試不同的救國圖強之道，最為典型的就是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二大制定了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11〕。
中山先生早期曾努力爭取日、英、法、美等國援助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但均無所獲，令他徹底認清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和資產階級革命的局限性，不斷追尋新的振興中華道路，進而接受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實際上，最早系統推介《共產黨宣言》的就是同盟會員朱執信，他於1905年11月26日在中國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第2號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節譯了《共產黨宣言》，中文的共產黨、共產主義都源自他這個翻譯。中國共產黨1921年建黨以來發展迅速，在共產國際和蘇聯革命勝利的影響下，1923年1月1日，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宣言》中提出：“故吾黨所持之民族主義，消極的為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為團結國內各民族，完成一大中華民族……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12〕26日，孫中山發布《和平統一宣言》，心心念念“其為統一，則永久而非一時，精神而非形式”〔13〕。同日，他還與蘇俄代表越飛簽署《聯合宣言》，明確“中國最緊要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成功，與完全國家獨立的獲得”〔14〕，痛陳“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者……此不行革命方略之過也”〔15〕。1923年6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決議案》，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實行兩黨黨內合作。1924年1月20-3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出席代表165人，其中共產黨3人。孫中山宣布“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重新來改組國民黨的全體”，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16〕。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完成了從會黨到現代政黨的轉變，并建立黃埔軍校等文武革命人才培養基地。正如鄧小平先生在1981年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講話上所說“孫中山開始就想學習西方，所謂西方即資本主義。後來，孫中山覺得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為師’、學習十月革命後俄國，開始了國共合作，導致北伐戰爭的勝利”。1925年（民國十四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前夕簽署的遺囑包括《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三個文件。在國事遺囑中，他總結了40年的革命經驗，得出結論說：“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發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17〕的號召，也寄希望於繼續爭取蘇俄的幫助和跟共產黨的合作。
中山先生逝世後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并未改變積貧積弱的悲慘地位，列強繼續在中國橫行，1931年的9.18事變後日本全面侵華更令大片國土淪為殖民地。包括國共兩黨在內的許多熱血男女投入到抗日鬥爭，最終取得了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台灣也於1945年光復，但國民政府并未利用這一契機好好建設中山先生理想中的共和國家,接收大員和軍閥等貪腐、謀私利，隨後發動內戰，而國際上也未積極爭取中國利益（當然也有美、蘇等列強為其私利而輕視中國利益），等等逆流舉措，令其漸失民心。蔣介石先生在陽明山總結自己失敗原因時就提到有軍閥、腐敗、脫離人民等。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戰爭，1949年9月21-30日，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包括在大陸的國民黨代表和各民主黨派代表，如來自台灣的謝雪紅、僑領陳嘉庚等，通過了《共同綱領》，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等為副主席。自此，中國完成了從“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到“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國體和政權的承繼。國名中增加了“人民”二字，表明已經從資產階級共和國轉為全體人民的共和國，開始走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圖強道路。這是中國人民的選擇，去了台灣的蔣介石政權成為了地方割據政權。
四、振興的成就：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孫中山先生遺志，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勝利後開始進一步探索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的中國現代化道路，沒有可以完全藉鑒的經驗，沒有西方工業革命時的內外部條件,外部世界更為複雜多變，祇能自力更生不斷摸索，中間雖有波折，終經不斷自我完善，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尤其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卓著，超額實現了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的擘畫。包括:
1、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廢除了不平等條約，收回了租界等殖民地，和平解放新疆、西藏，抗美援朝以弱敵強取得勝利，奠定了中國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的國際地位。尤其是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願軍以裝備殘破之師勇挫以美國為首的武器精良的聯合國軍，取得舉世矚目的勝利，獲得了蘇、美為代表的各國的尊重，不得不以“平等待我”。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獲得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1967次大會投票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2758號的決議，明確:為維護聯合國憲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台灣屬於中國一部分,在此原則下處理聯合國與其他國家的國際事務。此後台灣地區祇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的框架下以“中華台北”或“台澎金馬”名義參與世界體育、文化和經濟活動，隨著中日建交、中美建交,至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目前已近200個。這是依據國際法完成了中國國體和政權的法理承接，也是世界人民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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