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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授課群雕。孔子對《詩經》頗為推崇，曾說“不學詩，無以言”。當時的推崇，必然也影響外交。 |
中評社╱題：“中國文化統合：以《詩經》外交爲例” 作者：閻德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俄羅斯研究中心/周邊合作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摘要】作爲華夏文明最可靠的文本載體，《詩經》展現出天下體系的原型，驗證了西周春秋時期“國際關係”“外交”和“國際公法”的實然存在，並通過禮樂制度和官學教育的推廣普及，助力“語同音”“書同文”“行同倫”的文化共同體創生發展，開創出獨具特色的詩禮外交，將“天下體系”逐漸打造成文化共同體，形成文化上的統合力，爲日後政治上的大一統創造了諸多重要制度性條件，同時藉由詩禮賦詠外交，使政治性很强的外事活動提昇爲外交藝術，充分展現出華夏文明的創造性軟實力，或將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有益思路。
關於西周春秋時期有無“外交”“國際關係”和“國際公法”一直存在争論，本文不從傳統的經學、史學或文學研究切入，而是嘗試着從政治學的視角對《詩經》 進行理解，本着論從史出的原則，分析作爲史料的《詩經》，是怎樣爲我們勾勒出當時政治行爲體所處的國際圖景、交互形態及其外交輪廓，同時去發掘《詩經》自身如何内化爲天下系統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發揮其獨特的華夏文化統合功能。
一、西周春秋時期的外交和國際關係格局：天下體系與四夷方國
按照西方定義，16-17世紀歐洲主權國家初步形成後，獨立的國家間關係才被稱爲“國際關係”。①實際上，世界上不同地域在不同歷史階段都曾出現國家體系或準國家體系，像古印度、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等。對於延續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國來説，《詩經》作爲真實史料的載體，反映出中國外交和國際關係最初的交互範圍是“天下”，最初的政治行爲體主要是“方國”。
1.天下體系：天下方國格局
《詩經》作品大致産生於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相當於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在這一時期，以周公和召公爲首的周朝領導人，發明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小雅·北山》）、“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小雅·小明》）的天下概念，創建了與之匹配的文明共同體——天下體系，把天下視爲完整的政治單位，通過分封建立，形成以周王室（宗主國）爲天下中心，加上若干諸侯國以及四夷方國等構成的共同體結構，首次完成人類歷史上“以一治衆”“以小治大”的全球治理體系。②自此，“至大無外”的“天下觀”成爲中國人的世界觀和第一個承載着普遍兼容性的全球價值觀。
“天下”指的是西周春秋時期政治行爲體的活動範圍。地理學上有“日月所照，人迹所至的普天之下”的廣義天下與“四方之内的‘中國’”③的狹義天下之分。“天下體系”是一個多元一體的世界地理概念，周和華夏族方國（諸侯國）居於世界地理中心，其他四夷方國居於世界地理周邊，共同形成一個向心結構的多主體圖景。天下體系也是一個文化政治概念，指的是終結亂世狀態達到世界政治一體化的政治制度，如同管子提出的“創制天下”“時匡天下”（《管子·霸言》）之意。
其實，遠在夏朝時中國就已形成“内華夏、外夷狄”的天下方國格局。周朝延續了商朝的内外服制度，④作爲周朝政治聯盟秩序的核心，爲聯盟内部各政治實體明確了地理上的方位、距離上的遠近和血緣上的親疏，規定了相應的義務，通過制度的邊界將外部集團納入其中，並試圖用此制度進行規訓。
2.政治行爲體：宗主國、諸侯國與四夷方國
周朝天下體系更爲基礎的政治單位在内部是“宗主國”和“諸侯國”，在周邊則是“方國”“四夷”及其諸多屬國。
自周文王開始，重視運用分封制在王畿内擴展土地和勢力。武王克商後，采用“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的政策，分封同姓宗親和功臣謀士建立諸侯國，到成康之世時大量封國。⑤《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記載周初分封七十一國，其中以周王姬姓爲主體，封四十國（《荀子·儒效》又説封姬姓五十三國），兄弟之國有十五國。由此形成周王室爲中心，向四周輻射，由四周拱衛的一體化宗法分封政治結構，既有中央集權的體制設計構想，也實現了治理上的分權，初步實現“天下王土”的構想。⑥
對於諸侯國，《詩經》以“國”代稱或直呼國名，譬如“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大雅·皇矣》）、“南國是式”（《大雅·崧高》）等，分别指代夏商和其他諸侯國；《大雅·綿》中“虞芮質厥成”具體講到虞國和芮國。《詩經》中的“國風”部分收詩160篇，其中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是十五個封國的民歌，又稱“十五國風”。需要説明的是，周王室東遷後權勢大衰，無法支配諸侯國，各諸侯國却主權特徵鮮明，不僅成爲春秋時期國際關係的成員單位，更是國際關係的主體。
“方國”，指的是當時的邦國聯盟，像《大雅·大明》記載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蘇秉琦先生提出中國國家起源發展的“古國—方國—帝國”模型，認爲方國是更加成熟發達的國家，夏商周都是方國之君，是在方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國。⑦袁建平進一步將其細分爲“邦國—方國—王國—帝國”四階段，提出商取代夏之前是方國，滅夏后成爲王國；周滅商之前是方國，滅商後就是王國；包括“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等都是實力强大的方國。衹不過，夏商周是方國聯盟構成的王國，直到秦代發展爲帝國文明。⑧在王柯看來，《尚書·周書·牧誓》篇爲周武王出兵討伐商紂王時的宣誓文，武王的部隊是由“牧誓八國”組成“多民族聯軍”⑨，其實就是八個方國。大的方國往往是諸多小方國的聯盟。此外，像“使不挾四方”（《大雅·大明》）、“四方來賀”（《大雅·下武》）、“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大雅·民勞》）等文本的“四方”、“方”都是方國的概指。
《詩經》中描述的四夷方國有：周太王時期的“混夷”（《大雅·綿》）、“串夷”（《大雅·皇矣》），周厲王時期的“蠻方”（《大雅·抑》）等。此外，像《國風》中的《鄘風·定之方中》《鄘風·載馳》《鄭風·清人》等詩反映的是衛文公時期與北方戎狄的關係。當然，《詩經》不可能系統記載當時所有的四夷方國，像鬼方（康王時期）、虎方（昭王時期）、揚越（穆王時期）、條戎、奔戎、申戎（宣王時期）等就没有記載。實際上，從《商頌·玄鳥》描述中可以看出，方國數量在商朝達到高峰，之後隨着國家間的戰争征伐，如《大雅·皇矣》記載的“以伐崇墉”（周文王征伐商朝友邦崇國）、《大雅·大明》記載的“燮伐大商”（周武王聯合諸侯國伐殷商）和西周分封制的發展，華夏文明内部方國數量驟减，跨越外服的周邊四夷方國也在不斷整合之中。
綜上所述，從政治行爲體的關係結構來看，作爲宗主國、代表周王室權力核心的“有周”“時夏”（《頌·時邁》）或“中國”（《大雅·民勞》），與拱衛王室的諸侯國以及周邊四夷方國，通過内外服、分封制等制度優勢〔“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頌·時邁》）〕和政治文化輻射力〔“我求懿德，肆於時夏”（《頌·時邁》）〕，形成中心國、次中心國、跨境國、周邊外圍國等不同層級，並全部統合於“天下體系”内，形成一個向心結構的多中心政治共同體。各政治行爲體身處“天下體系”，在人文地理與文化心理上具有一定的政治統合度，但由於地理遠近、血緣親疏、文明程度等因素又使其具有高度的政治自主性。
二、西周春秋時期的外交和國際關係形態：國際公法與禮樂制度
國際公法基於自然法或國際道德。西周春秋時期，凡在國際交往中符合禮、信、敬、義等原則，即是合乎國際公法⑩。根據《詩經》描述的天下體系，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葉，宗主國周王室、諸侯國和四夷方國等政治行爲體，彼此按照普遍承認、互相遵守的“周禮”進行交往。以“周禮”爲核心的國際公法被華夏諸國及其四夷方國普遍接受，構成國際關係合法性的重要來源。據陳戍國先生統計，《詩經》言禮之詩有105篇之多⑪，涉及五禮活動的多與國際關係和外交活動相關。我們以周禮爲主綫，對《詩經》反映的外交和國際關係主要形態進行闡述。
1.吉禮
《詩經》中表現吉禮的詩有《召南》的《采蘩》《採蘋》、《小雅》的《天保》《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大雅》的《文王》《早麓》等。譬如《楚茨》一詩，通過“我倉既盈，我庾維億”的收穫規模，“祝祭於祊”的祭前廟門求神，“鐘鼓既戒”“鼓鐘送屍”“樂具入奏”的祭禮用樂，以及“諸宰君婦”的親自參與，生動描寫了周王室與華夏内部“諸父兄弟”等諸侯國共同出席歲時祭盛典的情景，通過祭祀共同祖先，强化血緣、親緣和地緣的家國同構意識，進一步加强華夏文明共同體的組織關係結構，也爲天下體系提供着政治文化軟實力的支撑。
2.凶禮
作爲凶禮，有喪禮、荒禮、吊禮、禬禮、恤禮之分，其功能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兇札，以吊禮哀禍灾，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這些禮儀均屬國家間的正式外交活動。在《詩經》中的《邶風·泉水》《鄘風·定之方中》《小雅·鴻雁》等篇章均有記載。譬如，《定之方中》描述與禬禮相關的案例。狄國伐衛，衛懿公被殺後，諸侯盟主齊桓公率衆諸侯國在楚丘築城，使得衛文公遷都楚丘後，最終復興衛國。
3.賓禮
無論從形式或内容上來看，賓禮都與外交和國際關係直接相關。西周實行大規模分封制後，爲加强對諸侯國的治理，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要求諸侯定期來朝周王室的朝覲制度和諸侯國之間往來的朝聘制度，配合規定的儀式，形成外交活動的賓禮，發揮“以賓禮親邦國”（《周禮·春官宗伯·大宗伯》）的功能。
《大宗伯》記載賓禮有八種形式：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不過，據沈文倬先生研究，西周實際施行的賓禮衹有朝、覲兩禮，且以先朝禮後覲禮爲順序，並不是春朝秋覲。⑫《詩經》中的《邶風·簡兮》《鄘風·干旄》《唐風·無衣》《曹風·下泉》等詩，記録了賓禮的存在，成爲考察西周春秋時期外交的重要史料。譬如《韓奕》的首章“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和次章“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於王”，清晰記載了韓侯繼承王位覲見周王、受命册封等覲禮外交。
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逐漸失去對諸侯國的控制能力，以周禮爲核心的國際公法衰變崩塌，出現諸侯争霸的國際格局，諸侯國很少甚至不再朝覲周王室，而强大國家却要求弱小國家朝覲。像魯國就多次朝見齊、晋等强國。同時，伴隨諸侯强國的争霸，諸侯國之間的朝聘會盟等外交活動急劇增加，《左傳》記載魯國與其他諸侯國之間的朝聘外交達170多次，其他諸侯國之間的朝聘外交也近百次。⑬此外，作爲臨時的外交策略活動，周王室同諸侯國之間、諸侯國之間、諸侯國與四夷方國之間、四夷方國之間有着形式靈活的會同禮。如《大雅·常武》和《小雅·車攻》的描述。
4.軍禮
如果説賓禮體現國家間平時的懷柔安撫政策，軍禮則反映非常時期特殊狀態的國家間關係。一方面，周王室通過軍禮來“同邦國”，威懾諸侯國以維護整個統治體系；另一方面，當外交手段不能維護國家安全或解决國家間争端時，衹能通過戰争解决，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武力鬥争是周人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手段。
《詩經》中的戰争詩占很大比例⑭，軍禮與戰争息息相關。譬如，《大雅·棫樸》的“薪之槱之”反映的是出征前燔柴祭天的軍禮，《大雅·常武》反映的是出征前册命將領之禮，《小雅·採芑》反映的是檢閱軍隊之禮等。此外，還有描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邶風·擊鼓》）等方國間的戰争，“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於出征，以匡王國”（《小雅·六月》）等對异族的戰争，以及周王室震懾諸方的戰争等等。
隨着諸侯列國争霸愈演愈烈，外交與軍事手段並用，甚至外交服務於軍事，並以戰争迫使對方就範，於是結盟一度成爲外交和國際關係的重要形態，特别是以晋國爲首的北方盟會和以楚國爲首的南方盟會開啓了兩百餘年的争霸戰，直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中國歷史完全進入戰國時期。《小雅·巧言》對國家間結盟行爲的評述是，“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諸侯列國結盟越頻繁，戰争禍亂也就越多，直至秦朝完成大一統才一度中止了聯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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