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丹敏烏（Thant Myint－U）將緬甸描述為一個“未完成的國家”，強調該國為打造“共同的國家認同”而持續不斷的鬥爭。緬甸的多元化構成加劇了這一挑戰，其中包括欽族、克欽族、克倫尼族和撣族等眾多民族。昂山將軍領導的1947年《彬龍協議》未能兌現承諾，給這些少數民族留下了深深的背叛傷痕。這項本應給予各民族一定程度自治權的協議並未得到履行，導致長期不滿。
緬甸種族衝突的歷史進一步說明了國家的分裂性。1948年獨立後，各民族不斷爭取自治和自決，反映出他們被排除在緬族主導的中央國家之外的感覺。這些願望不僅限於意識形態鬥爭，還反映在有形的治理結構中。在緬甸各地，特別是東部、東北部、西部和邊境地區，民地武多年來一直維持著自己的行政和司法系統。這些實體獨立於中央政府運作，進一步凸顯了該國內部的深刻分歧。民地武控制下的這些地區實際上與緬甸國家分離，採用自己的政府機制運作，並且往往很少甚至根本不效忠於中央政權。事實上，其中一些地區從未受到緬甸中部國家的直接控制。
兩個最突出、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例子是位於中國邊境的佤邦和猛拉地區，佤邦聯合黨和“和平與團結委員會”已經在那裡統治了數十年。這兩個地區有明確的邊界，並對其領土實行全面的軍事和行政控制。這標誌著其他民族地方武裝團體可能渴望的理想局面。
這種支離破碎的政治格局，以缺乏統一的民族認同和各民族之間持續不斷的自治鬥爭為標誌，凸顯了緬甸從未真正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論點。持續的自治努力以及該國各個地區並行治理體系的存在進一步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即緬甸在其歷史的很大一部分時間裡，更多的是不同實體的集合，而不是一個有凝聚力的聯盟。
儘管存在分歧，但包括緬族在內的緬甸各族群對2021年2月奪取政權的軍政權有著共同的不滿。例如，“1027行動”後一個月內針對軍政府政權的全國範圍內協同攻擊急劇增加，總計達360次，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些襲擊導致全國300多個軍事哨所和基地以及至少17個城鎮被攻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