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那些打著“民族”旗號進行打砸搶的暴亂分子，與民族糾紛毫不沾邊，只是群踐踏法律的犯罪分子。 |
中評社北京7月10日電（評論員 田文林）發生在新疆烏魯木齊的“7.5“暴亂事件令人髮指，人神共憤。西方關於“民族自決”的輿論喧囂一時。在當代，以“民族自決”名義進行的國家分裂，是多民族國家最難應付、理論上最令人感到困惑的問題，因而也就成了最有必要探究和澄清的問題。
首先，民族自決權是一種有先天缺陷的權利。從歷史起源看，倡導“一族一國”的民族主義乃是歐洲破碎型地緣政治版圖的産物。自3世紀羅馬帝國崩潰後的數個世紀以來，歐洲陷入並吧不斷強化了小國林立的狀態，並最終強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民族。而 “一族一國”的理論正是在這種支離破碎的政治版圖上長出的罌粟花。可以說，歐洲的民族、民族主義與破碎型主權國家是彼此互動、相互促進的。它在加快歐洲現代國家生成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時，更在歐洲引發了長期征戰。戰爭除了使歐洲各國兩敗俱傷外，沒有消除原來歐洲列強的矛盾，反而使其矛盾更加深化，並最終在二次大戰後徹底讓出世界政治的權勢中心位置，而被歐陸之外的美國和蘇聯所取代。
近代以後，這種帶有病態基因的民族主義，卻被當作萬應靈藥帶給了東方國家。而東方社會結構與西方存在很大差異性。以巴爾幹地區為例。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反復厮殺，在這裡留下遠比西歐核心地帶複雜得多的民族和宗教成分。在奧斯曼帝國統治時期，這裡民族認同淡漠，各民族間基本相安無事，這與西方“民族-國家”的標準相去甚遠。而民族主義的輸入無端引發了巨大的地區動蕩。在巴爾幹地區，移植了西方民族主義後，該地區一躍成為“歐洲的火藥桶”，在短期內引發了三次巴爾幹戰爭。因此，肇始於西歐的民族自決，遠非什麼普世性政治原則，而是適用於特定地區，並帶有先天性缺陷的政治思潮。
其次，“民族自決”已日漸淪為西方分裂他國的霸權話語。從政治現實看，世界範圍內民族宗教混雜現象普遍，使得“一族一國”的理想狀態極為罕見，即使在民族主義的發祥地西歐，各國仍有民族混居現象，乃至少數民族要求分離的問題，如英國北愛爾蘭問題、西班牙的巴斯克問題，加拿大的魁北克問題，法國的科西嘉問題等等。問題在於，西方國家絕不容許他國插手本國的民族分離問題，更不允許國內少數民族進行“民族自決”（哪怕是通過“全面公決”這種最民主方式），而對非西方國家（特別是反西方國家）的民族分離運動卻是不遺餘力地進行挑唆和支持，以致其屢禁不絕。
自18世紀末以來，歐洲列強為弱化和消耗龐大的奧斯曼帝國，曾交替利用民族和宗教問題，在其內部製造和擴大裂隙。1797年拿破侖進軍希臘時，曾利用希臘人的民族主義感情來征服愛奧尼亞群島：“如果居民們傾向於獨立，那我們就設法助長他們這種情緒，並毫不遲疑地談論希臘、雅典和斯巴達。”在民族分離運動強力衝擊下，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領土喪失殆盡，並最終走向全面解體。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明確倡導“民族自決”原則。這固然是威爾遜理想主義作祟，而且主要是為瓦解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但隱隱也有針對英國的成分。當時，美國在海外基本沒有殖民地，而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則擁有超過國土面積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殖民地。因此威爾遜“警惕甚至妒忌它（英國）的國力”。因此在當時背景下，推崇民族自決，讓“屈服於權威的人民”起來反抗，客觀上動搖、削弱了英法殖民強國的地位和影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