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中國民眾十分關心的是，設若這一猜測應驗，對未來的中日關係將產生何種影響呢？
梳理民主黨和小澤一郎的外交理念，其最核心部分可以歸結為兩點：其一與自民黨主流外交理念不僅不矛盾，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經由成為“普通國家”來謀求日本的政治大國地位；其二與自民黨主流陣營中日美同盟至上理念有著顯著差異，即謀求與中美等距離外交而確立三邊平衡關係。
後者業已讓美國朝野疑慮重重，不過對中日關係來說則是利好，因為這是從外交戰略層面上將中日關係置於同日美同盟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小澤真的秉持這戰略思想，後自民黨時代的日本政壇將會以更理性冷靜地心態直面中國的崛起，更加理解、尊重中國在歷史問題上的關切，以及在台灣問題等方面的核心國家利益，不會將中國視為意識形態或者冷戰意義上的戰略對手，因而也不會像麻生太郎鼓吹“自由而繁榮之弧”那樣不合時宜地大彈冷戰老調，也不會如安倍晉三、麻生太郎那樣在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上痴心不改。
至於前者，這是出身自民黨的小澤骨子里較之右翼強硬派更右之處。可以想像，無論未來小澤是在台前還是繼續身居幕後，但他在修改和平憲法、擴充日本軍力等方面將更加雄心勃勃，在釣魚島問題、東海油氣資源問題等中日關係敏感問題方面也極有可能更加強硬，這將是後自民黨時代中國必須直面的重大挑戰。
然而，基於下述理由，我們仍可以期待，小澤的對華外交仍將是務實、理性和富有建設性的：其一，小澤的最大政治挑戰將是內政而非外交，遏制日本經濟萎縮的趨勢，刺激其儘快復甦並恢復增長，才是其上台後的當務之急，而這一要務離開中日友好並攜手，無疑將更加棘手甚或難以實現；其二，他信奉對中美的等距離外交理念，不太可能在對華政策問題上一味強硬而不知變通；其三，無論民主黨還是小澤本人，都同中國執政黨及政府有著持久良好的互動與溝通，這也是促使其對華政策更加務實積極的有利因素。
可見，如果日本政局朝著預料的方向變化，後自民黨時代的中日關係也值得積極期待，至少不必如美國朝野那樣惴惴不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