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此次幾個大城市的反日遊行，大陸平面媒體均未給予報道和評論，僅僅幾個門戶網絡在並不顯要的位置發了小篇幅報道，而且主要是外交部發言人就此問題發表的意見。而且，無論是網媒還是紙媒，對於日本右翼勢力圍攻中國使館的報道雖然稍顯重視，但仍可看出受到了很大限制和約束。
與2005年及其以前幾次遊行相比，大陸媒體明顯受到更多管束、有了更多自律。相比之下，日本主要媒體如NHK、《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等均在第一時間、顯要位置、持續跟蹤報道了大陸的反日遊行，並對有關內閣、執政黨、反對黨和議會政要進行了詢問表態，報道渲染力度顯然要大很多。
這次成都、西安等地的反日遊行，緣起於釣魚島扣船風波的後續餘波，尤其是日本右翼勢力在日本國內的遊行、滋事，9月24日日方釋放中國漁船船長詹其雄之前的外交緊張對峙時期，民間情緒雖然也一度高漲，但並未如此大規模走上街頭。可見，這次反日遊行帶有“以民意對民意”的鮮明反制意味，也反映出中國年輕網民尤其是高校學子對於釣魚島爭端的解決仍心存義憤和不滿，對於日本的厭棄情緒再度急劇上升。
不過，儘管此次遊行依舊出於對日方言行的義憤，尤其是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顢頇無理，但無論從此次遊行的時機、地點、方式來看，還是其內容、訴求和影響來看，均延續了2005年及其以前歷次反日遊行的非理性甚至極端情緒化特色，負面作用和影響依然超出了其正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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